從春運到長假堵車：漲價還是免費？

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

別誤會，這與春花秋月無礙，倒是與年年人滿為患的客流更為貼切。每逢春節或「十一」長假，中國從南到北都會上演一次人口大遷徙，不僅歲歲一票難求，關於火車票是否該漲價爭論亦年年熱映。無論以薛兆豐等評論者為首的「漲價派」還是主張「供給不自由 ，價格無意義」者，似乎都不能完全說服彼此及觀眾。

如今，類似討論蔓延到公路領域。2012 年「十一」恰逢中秋，據悉出行人次創下7.4億人，加上國務院剛批準小型客車重大節假日可免費通行高速公路，導致高速公路堵車成為平淡假日的最大看點。各地排起數十公里長龍的高速公路被吐槽成健身場、遛狗場及垃圾場，更有網友調侃「國慶最浪漫的事，就是宅在家裡看各種堵車」。

從春運火車票漲價到高速路免費，看似無關宏旨的民生問題，卻引發一輪又一輪激烈討論，實則凸顯各個階層對於社會資源分配的集體焦慮，其間迥異分歧耐人尋味。

首先，小型客車高速公路節假日免費或許並非好主意。從經濟學上看，人性對免費並無多少抵抗力，這一政策顯然刺激自駕出行人群，和手續繁瑣等因素一起放大了長假擁堵效應；進一步看，正如傅蔚岡等指出，受益人群享受的「免費午餐」，一方面是建立在侵害擁有高速公路經營權私人公司權益之上，另一方最需要公眾政策補貼的對象往往是低收入人群，這部分人群明顯不符，簡直有不開車的人補貼開車人之嫌。

宴無好宴，凡事皆有成本。無論對於堵在路上的還是沒有出行的人群，其實都受到這一政策潛在影響，這一看似政府請客的免費午餐，實在難言甘之如飴。

從高速路免費到春運火車票漲價，不同陣營都談價格規律；但任何理論都應該放在約束條件之下檢驗，理性假設也面臨不同情境，否則很容易落入概念化與簡單化的窠臼。也正因此，不僅應從靜態角度看有限的社會服務如何被分配，更從動態角度分析。

靜態來看，價格機制是一種福利(服務)配置機制。漲價的好處很明顯，也就是「價高者得」，這體現了效率至上以及相對公平，但是並不一定能夠很好體現「需求最高者得」，畢竟一塊錢對於農民工以及白領，邊際效應不同；而按照需求最高者來分配有限供應量，或許公正，卻難以實施。現實中，對於不少時間成本低的人群，無論排隊還是堵在路上，未嘗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方式——中產階層眼中的「效率低下」，或者正是底層民眾的「相對公平」。

動態來看，價格規律處處通用，不僅在於調節供求關系，更在於其對於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說，價格機制更是一種資源配置機制，正常情況下，漲價可以增加對於稀缺品的更多社會資源投入，有助於提供更多更好服務。價高者得可以衡量社會最需要哪種服務。如果不存在各種扭曲(如行業準入、壟斷等)，價高者得可以有效動員社會資源、配置於增加社會最需要的服務上。然而，扭曲的現實是，由於各類行業準入、壟斷的存在，價高者得導致的後果不一定是有效供應的增加，而是「租」的增加。

更為歷史地看，中國三十年的改革，看似市場價格機制頗具規模，但是行業準入以及核心要素資源的價格機制上，仍舊有待深化推進——如果拋開這些來談產品市場的漲價與否，顯然有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之嫌。

換句話說，靜態是對當下的思考，動態則著眼未來；粗略地看，靜態主要是分蛋糕，而動態則考慮有無做大蛋糕的可能。如果價高者得既不能在分配福利層面為自己辯護，又不能在配置資源層面證明實質改進，則任何漲價萬能論都可能並不正確，而任何漲價決策也必須考慮底層民眾的被剝奪感。



進一步看，在政府掌握大部分資源的情況之下，漲價不僅是「租」，甚至是一種變相的「稅」——可叫「擁堵稅」，或者直接叫「節假稅」、「回家稅」？

常識告訴我們，凡涉及稅收，都不得不謹慎。漲價很可能效果如同「房產稅」，政府多抽一頭，就能抑制需求提供更多供給麼？極端一點如羅斯巴德的理論，稅收根本不存在中性一說，本身也是行政權力乾預市場的一種體現——那麼對於期待通過「漲價」這種變相稅收來破除價格管制，是不是以另一種政府扭曲來修正政府扭曲行為呢？

伴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放假回家的需求必然長期存在，也涉及社會大部分人群。除了效率角度，更應該從社會福利角度思考一下國慶或者春節的回家問題。從福利分配角度，如何滿足功利主義大師邊沁所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再深問一句，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回家？在親情與傳統之外，更隱含著區域經濟不均衡、戶籍制度歧視等制度化弊端，而相對較低的票價就是一種潛在補償。

這也就是當下中國的弔詭現實，高富帥與各類屌絲並存，行政之手越涉及每個領域，各種扭曲越發層層疊加，就越加牽一發而動全身，也不得不兼顧各個階層情緒——盡管不乏「一切向錢看」批判，但很多社會問題以及公共政策往往過度「政治化」，並不是只從「錢」的角度來考慮，這也就是出春運火車票乃至北京地鐵票為何難漲。民間社會已經積累太多的情緒，又缺乏合理釋放途徑，反而導致一些本應該符合經濟規律的政策無法出台，這也是自縛手腳的結果。

高速公路免費和春運漲價與否，看似兩個極端，卻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其間的萬般糾結，都在拷問相同的問題：公共政策如何符合經濟效率的同時兼顧社會公正？畢竟，每個社會的發展，都以民眾福祉的增加為最終考核標準，降低公民的相對剝削感，應該是不應忽略的指標。

回頭來看，從堵車到稅收，當中國民眾痛苦指數都居高不下之際，任何不能帶來明確動態改進的漲價行為都應慎之又慎，這不僅可能被民眾視為新一輪的盤剝，也可能實際構成一種新稅收。

換言之，當公平已被視比效率更稀缺的商品時，要不要漲價，也就不僅僅是一個效率問題，「資源總是稀缺的」已經快淪為「中國人就是多」一樣沒有說服力：當桌上的麵包都整盤端走之際，如果殘存的麵包屑也不考慮為底層留下，那麼後果很可能就不是重新分餅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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