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錯」

新聞聯播昨晚口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進一步全面部署四川蘆山抗震救災工作，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雖然沒有播出會議現場畫面，但解說詞中「政治局七常委起立為地震遇難者默哀」之意，立即成為各門戶首頁頭條，並延續至今晨諸多報紙封面。



根據新華社電稿，中共最高領導層重拾前輩那句「多難興邦」，並加上了一句「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以強調「越是在困難的情況下，越是要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同舟共濟的凝聚力，越是要鼓起越是艱險越向前的精氣神。」。

「我提議，為表達對四川蘆山地震遇難同胞和在搶險救災中英勇犧牲的戰士的深切哀悼，請大家起立」——這句引自習近平的話，還同時成為另一篇電稿的導語。《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戰勝災害——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開展四川蘆山抗震救災紀實》刊發在今日人民日報及各省級機關報頭版，文章最後寫道：「『我們的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一定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風險和挑戰。』『只要我們有準備，團結一心，共同應對，就完全能夠從容應對徵途上的各種復雜局面，戰勝各種可能出現的艱難險阻。』總書記堅定有力的話語，在人們的心頭久久回響。」。

但是，在中共喉舌之外的民間輿論場上，沖突越來越多地浮出雅安震後水面。

尤其是在微博論壇中，點過蠟燭發過愛心後，那些環球時報口中的「好批評者」更願意傳播的當然是「負能量」，從學校建築垮塌、物資發放遲滯，到救援隊伍因為調度不力而撲空。

《汶川地震後所建8級抗震建築不抵7級地震》的消息即是一例，雖然只是隱藏在中國青年報原題為「在抗震建築上，我們必須嚮日本學習」的一篇評論中，但經由門戶發掘，瞬間在互聯網上熱傳。文中所引原話來自國際在線網站周日報道，是雅安寶興縣縣長介紹，「目前，全縣水電氣中斷，房屋幾乎全部受損，包括汶川地震後重建的建築」。

批評者們頓時痛心疾首，認定「豆腐渣」再現，聲聲質問工程監管何在。所幸，這種「有罪推定」此後被多家媒體引用專家解釋予以修正，騰訊今日即刊首頁專題《「8級抗震建築」為何抗不了7級地震》，指出這一說法中有「概念錯誤」：「看起來，這次雅安蘆山7級地震還沒有達到8級的標準。但是，對於房屋的抗震性而言，震級並不是衡量指標，烈度才是...這次雅安地震的部分烈度已經超過當地建築抗震設防標準...從目前情況看，在蘆山和寶興兩地，包括學校和醫院在內的公共建築基本沒有在地震中完全垮塌的，這說明我國公共工程建設的強制性國標，在汶川地震後得到了反思和貫徹」。

河南高速管理收費站向山東救援車隊收取過路費一事也是招致罵聲一片。新京報今天來一篇《救災車免費通行應有全國統一機制》已經算是客氣，晶報和錢江晚報更是義憤填膺：「震災當前，收費站唯利是圖令人齒冷」；「你收的這些費能有多少，你因此而傷害到的慈善之心又有多少，你算過嗎？」。

包括五大商業門戶及眾多媒體微博賬號在內，昨天還曾大力擴散一組表現寶興縣靈關鎮災民聚集抗議的照片。@南方都市報就是以轉發@新浪圖片的方式，通報《寶興災民聚集拉幅「我冷餓」》：「4月23日上午8點30分，四川省寶興縣靈關鎮，部分受災民眾舉著『我冷餓』的橫幅，呼吸各方支持和關註。因交通阻斷，許多救援物資未及時運送到震區靈關鎮。目前，部分震區缺水缺糧和帳篷，民眾情緒激動。」。

這當然迅即成為民間意見領袖批評政府救災不力的重要依據。不過，傍晚到來前，南方都市報下屬的部門微博官號@南都深度帶來了前方記者的採訪記錄：「寶興縣靈關鎮鎮委書記楊中雲解釋，災民們拉橫幅與物資發放無關，而是對電視台報道『該鎮大魚大肉、非重災區』不滿的發泄。」。

在另一個方向上伏伺的@吳法天，此時忍不住要大笑一聲：「南都深度闢謠南方都市報，罕見！」。

不過，「公知」固然罵早了，「五毛」恐怕也笑早了。寶興縣昨晚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針對「靈關鎮出現部分災民情緒不穩的情況」作出回應，按照縣委書記韓冰和縣長馬軍的說法，「我冷餓」的抗議中，既有「救災物資不暢、生活必需品緊缺」的原因，也緣於「個別媒體未對災情進行詳細全面的瞭解，近日發布一則『中壩村村民地震期間大吃大喝』的不實報道」。

中新社的發布會報道被各門戶轉載在今晨首頁顯要位置：「馬軍介紹，地震發生後，道路中斷，救災物資無法運入災區，食品、藥品、帳篷等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道路打通後，路況不佳、暢通性不足、大車無法進入，運入寶興的物資仍非常有限。『水、電、通訊、道路全斷了，救災物資運進也遲後外面，我能理解他們。』韓冰稱，隨著23日對省道210線部分路段實行交通管制，並統一單邊通行，救災物資已於下午開始大批運進，食品、水等物資在各安置點發放。目前最大的缺口是1萬頂帳篷，最晚25日到位。」。

但包括南方都市報在內，今日多數紙媒均未公開報道此樁抗議事件，「我冷餓」三字也已成微博搜索敏感詞。揚子晚報是大張旗鼓第一人，頭版中心大標題就是《災民「大魚大肉」？》的自問自答：「既為地震重災區，村民緣何『頓頓魚肉』？揚子晚報特派記者調查，這其實是個令人感動的愛心故事。事實是很多老百姓自發捐出魚肉，超市老闆捐出蔬菜雞肉排骨，冰箱沒電，商家捐出存貨」。

內版標題更是直斥「假新聞」：「人群中，韓秀蓉拉著9歲的兒子哭個不停。韓秀蓉是靈關鎮中壩村人，是一條流言讓韓秀蓉走上街頭表達委屈和不滿。當日上午，她在受災群眾安置點聽村民議論，說前天某衛視有一則關於靈關鎮的報道，報道稱，『靈關鎮村民災後頓頓大魚大肉，好像受災不是很嚴重」，「這跟事實很不符！』韓秀蓉哭著說...她認為這是對靈關鎮受災群眾的侮辱。按照她的解釋，這些魚肉事實上都是老百姓自發捐出，接濟全鎮百姓的，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送給了前來救援的隊伍，『那些當兵的多辛苦啊，我們心裡那過得去？』」。

報道中，還由另一位居民提供了補充說明：「『這哪裡是事實，電視台記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黃平解釋，靈關鎮一直有個習俗，每逢農歷的三、六、九日，鎮上興集市，當天商戶會囤很多貨，而村民也大多會一次買夠吃3天的菜。『4.20』地震發生後，靈關鎮全鎮停電，冰櫃冰箱無法再保存食物，因而商戶將魚肉捐出給全鎮的老百姓，一來解燃眉之急，二來也防止魚肉變質浪費。另外也有不少老百姓，回家從冰箱里搶了一部分肉捐出。『可能那個電視台記者在採訪時，看見大家有魚有肉，於覺得好像靈關鎮受災並不嚴重』，黃平說他也看過『5.12汶川地震』時電視里報道受災群眾的樣子，『我們這幾天確實跟他們不一樣，但記者就是沒問問這些魚肉的來源！』」。

聽上去，數日來早就背負「添亂」罵名的記者們，這下真是罪責難逃了。然而，每一場抗議的背後從來都不會如此簡單，眼見有同行已經開始指責自己製造「假新聞」，@湖南衛視昨天下午16時許發表官方聲明：「針對今日媒體報道的某衛視播報『中壩村村民地震期間大魚大肉像過節』的不實消息。經核實，衛視前線記者未到達中壩村，官方微博也從未發布該內容...記者途徑寶興、蘆山、邛崍、靈關，全程報道中沒有一條提到中壩村的現場。救援、報道尚在進行，請各位尊重事實，冷靜發聲。」。

揚子晚報摘錄了湖南衛視的辯白，並在報道末尾也表達了自己在這個流言四起不知所蹤時代中的無能感：「更令人納悶的是，揚子晚報記者調查中，多位靈關鎮群眾也向揚子晚報記者坦承，自己並未親眼看見過電視報道，都是『聽別的村民說的』。揚子晚報記者一路追溯，也未查清流言究竟從何而起。」。

東方早報雖然沒像江蘇同行那樣以此為今日報道重心，但亦有一整版報道圍繞展開。正如大字標題——「救災物資『發到手』需15小時」所示，身在靈關鎮的記者想講的是「目前災區到底最缺什麼」：「一名雅安市政府工作人員抱怨：一些災民在震後第一天就喊缺水、缺糧，這是不正常的；這次在地震中受損的房子基本都是磚木結構，房塌後屋內物品是不難拿出來的，震前一般家庭哪可能一點存糧都沒有的。他認為這可能是老百姓的恐慌心理在作怪...在採訪中，蘆山縣民政局的多名工作人員希望媒體不要過度渲染物資緊缺，以免給災民造成恐慌心理，『大家對救災物資供應要有信心，其實這次抗震的物資供應要比汶川地震時期好多了。』」。

「大魚大肉」是媒體的錯，「渲染緊缺」也是媒體的錯。新聞人的集合體又一次面臨拷問，微博微信這樣的新工具一方面給中國媒體提供了獲取信息、擴散影響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遭到受眾反擊的風險。

於是，老大哥今天也終於出面勸誡小弟，《不要打擾救援工作》。

「『我們是××報業集團的，想開一張去蘆山的通行證。』『不行啊，裡面媒體太多了。』『你就給我們開一張吧，我們還拉了一車物資。』在雅安市政府應急辦，記者聽到了這樣一組對話」——人民日報是由自家一線記者熊建撰文，勸告同行「承擔社會責任」：「災區生活資源不足、救援道路擁擠，這些都是包括媒體在內的抗震救災人員必須尊重的客觀條件。在此基礎上的媒介倫理自律與他律，則是比占用資源更值得重視的問題...我們的報道也不必都集中在一線現場。實際上，與災區有關的重要信息，政府都會通過微博、網站公佈，信息化的進步可以用足；後方醫院的志願者故事，深入採訪也會有很多收獲...媒體人當然追求『在現場』，但如果『在現場』的作用添亂大於貢獻，就需要掂量一下了。其實，新聞理想並不是只有在熱鬧喧囂處才能實現，那種為採寫新聞而製造新聞的做法是不足為訓的。」。

只不過，這種來自一線記者的規勸，必定會遭遇反唇相譏：「那你又憑什麼就可以去現場？憑你是人民日報？」。

事實上，雖然連日來多有媒體刊論提醒記者不要「添亂」、「過度採訪也是在消費災難」，但恐怕也沒有任何一家報紙、網站或者電視台願意公開承認，自家員工就是「添亂」一分子。微博上，更有多位曾經歷「5.12」報道的市場化媒體從業者，為記者功能辯護，@左志堅即言：「『記者添亂說』是一種典型誤區，記者發布的準確信息的價值遠遠超過所謂『擠占』的資源，帶來合理的救援資源分配和最優效率，並發揮監督作用。」。

「媒體總是習慣於審視別人，其實，同時自身也在被別人所審視」——新聞晨報今天是請東方衛視主持人駱新來說說感受，剖析對象正是那位雅安電視台的「最美新娘」：「依照傳播學的理論來看，『婚紗裝』的女主持人，在報道中的凸顯性，已僭越了她所報道的災難新聞本身，會使他人對新聞的準確理解形成乾擾，甚至，成為喧賓奪主的『噪音』，從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角度上判斷，這無疑是一種『不專業』的體現...至於這位女主持人有無主觀上作秀的嫌疑，由於評價標準實在太模糊，我想，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對此妄加揣測和推斷，因為凡質疑他人在作秀的人，本身也可以被他人懷疑是在『以質疑的方式作秀』，這就陷入了一個邏輯上無法自洽的怪圈，除了互相攻訐之外，誰也無法真正搞清楚所謂的『真相』。」。

另一位電視人——閭丘露薇——更是將「最美新娘」的問題歸結到幕後：「發生突發事件，馬上拉著攝影報道，這是敬業，但是身穿婚紗出鏡，這是不專業。其實很簡單，做一條新聞，配上音，自己躲在鏡頭後面，不也完成了報道任務了嗎？ 當然，最終能否播出，和台領導有關，和記者無關。」。

這篇獲騰訊昨日首頁推薦的《記者和不添亂》，主旨是想勸告那些不肯背負罵名的同行們「可以平常心一點」：「媒體水平參差，這是現實，一家或者幾家高水準媒體，無法為中國的媒體背書。媒體人到前線的辛苦，那是這份職業包含的風險和付出，不是讓別人理解自己的理由...如果媒體人自己對於網路上的批評總是耿耿於懷，著急辯解，那換位思考一下，就應該明白為何有的官員會覺得媒體在添亂。其實有批評的聲音是好事，要消除這些批評的聲音，需要依靠最終的報道，不要總是用『陰謀論』揣測別人批評的動機。不要忘了在中國，媒體或多或少屬於公權力的一部分。而且，我還是覺得『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不過，這位鳳凰衛視主播也明白耿耿於懷者的心結所在：「不同的媒體，因為關註的角度不同，因此可以給受眾提供更全面的報道，可以讓受眾有足夠的消息來源自己來還原和拼湊對災情的瞭解，判斷救援工作進行得是否理想，政府的表現是否稱職。設想一下，如果媒體不告知大眾：校舍建築存在的問題，哪些災民還沒有救災物資等等，政府如何有進步的機會？但是，如果媒體對於災情的報道是在統一的口徑和要求下進行，那再多媒體在現場也沒有太大意義。就好像每年的兩會，各路媒體齊聚大會堂前，拋去同質化的那些，其實所剩無幾。」。

糾結就在於此。而且，恐怕越是標準的喉舌記者，越能明白新聞管制下的媒體困境。四天前，來自央視的@李小萌就寫下預言：「汶川地震發生，半個月時間里媒體趨之若鶩，然後就是一周年、兩周年對援建成就的展現。經驗總結有，教訓總結無，事跡介紹有，失誤曝光無。於是，從玉樹到雅安，總要面對同樣的問題，交通擁堵、媒體過剩、救援無序、各自為政。報喜不報憂的官場和媒體，造就的只有災難的疊加」——還沒來得及聽到多少喝彩聲，稍頃，這條吐槽即被刪除。



事在人為。新京報今天就是以「清者自清」的姿態，發表《面對震災，不能「濫情」更不能「無情」》，強調「此次媒體在蘆山地震中的表現，已成熟了很多」，並獲新浪鳳凰共薦。當然，更要履行監督之責，通版呈現《六問地震應急響應》：「寶興為何成為孤島？交通擁堵因何再次出現？如何調動第一響應人？空中救援為何滯後？救援力量如何提高專業性？民間救援無序誰之責？」。

最後這個問題，是由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培訓中心副教授張小明提供答案：「造成這種無序不僅是政府原因也有民間團體的原因，雖然政府要求不要貿然進入災區，但還有很多救援組織仍然源源不斷地去，包括我認識的民間公益組織也去。反過來說，政府也有責任，給社會組織提供的救援渠道不好，平時的宣傳也不夠。」。

或許就是因為感受到兩天來對民間志願者的批評火力凶猛，今日多有媒體改為撫慰。包括前昨兩天曾連續批評「過度反應」、「盲目熱情」的中國青年報，今天亦發表《雅安救援：民間力量的成長與困厄》，贊揚「在信息溝通和協調層面，民間力量顯示了其強大性」。其評論員曹林今日之作《別借災難尋找自己的存在感》雖然還是在斥責「被道義感包裹著的自私」，但也已經轉換口氣：「對各方愛心不要苛責，不要用尖酸刻薄去冷對人家的熱情和熱心，愛心需要呵護。遠離災區坐在電腦前或看電視的人，無權苛責那些在災區冒著風險參與救災的人。即使愛心導致了一些問題，但絕非志願者、媒體人和企業家的本意，比如，奔向災區絕不是為了表現，前去採訪絕不是為了表演，捐錢捐物絕不是為了營銷，而都是出於內心本能的愛和關懷，出現的問題都是行動者非意圖、無意識的後果。」。

在分析《志願者救災反「添堵」癥結何在？》時，晶報是由專家建議「在新媒體環境下，出現重大自然災害的時候，政府應該建立一個權威的信息發布平臺，對災情進行科學評估並及時發布」。此外，還有楊耕身之作《請給災區志願者以公正的評價》：「我不確定，將志願者等同於『湊熱鬧』與『添亂者』，是否儼然已成當前輿情主流觀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誰製造並且引導了這樣的話題向度...在中國民間組織成長還很不充分，志願者精神還需要進一步張揚的狀況下，我們要做的，是真正認識志願精神的可貴，並給予足夠的鼓勵、呵護與贊許。」。

南方都市報今晨也有《志願者給災區添堵了嗎？》之問，聲稱「針對網上質疑聲，專家與志願者團隊有不同意見」。痛惜「好多志願者是去『災區游』」的反而是公益組織成員，專家代表倒是在呼籲「不能把志願者當麻煩製造者」。

終究還是故事最有說服力。繼昨天用頭版頭條送行那位犧牲的志願者汪策後，南方都市報今天再用封面主圖展現《志願者之花綻放災區》，再加一整版特寫《汶川地震後被截肢，蘆山地震後赴一線，她是志願者廖智》。

廖智是一位在汶川地震中失去雙腿的舞蹈老師，以志願者的身份出現在了雅安災區。都市快報今天也是以她為報道重點，高唱一曲《斷翅亦高飛》，眼見「她拍拍自己的腿：『這裡是假的，不怕砸』」，老男人評論員徐迅雷甚至喊出了「廖智，我們愛你！」。

還有瀟湘晨報，不僅是用大字標題轉達著義工老唐「不認同『志願者給災區添亂』」的立場，還以社評發出莊嚴宣告，《志願者的價值在多年之後會更清晰》：「我們當然不否定只餘熱情的盲目救災行為存在，可總指揮言之鑿鑿稱，每天要勸返1000多名無法保障自需的志願者，還是令人生疑——試問在緊張的救災節奏中，此種驚人數據是如何統計得出的？至於當地政府的反感情緒，也大可不必。無論如何，志願者所表現出的戮力同心首先就值得肯定。」。

長江日報以地方黨報的身份，吁請官員《對社會力量要鼓勵並放心》：「如果說志願者缺乏專業性、組織性，那其實說明，志願者的發育還不具備更成熟的土壤。有時候，志願者，乃至社會民間力量，面對的仍然是各種不放心。沒人否認這種力量，但提攜這種力量的努力不算充足，很難說社會力量是作用有限，還是被給予的發揮空間本身有限。某種程度上，一些對志願者的觀察和評價，往往是基於實際的需要出發，而不是真正認識到社會力量成長的價值，這種態度充滿了一定的功利色彩。」。

和財新網所呈現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賈西津觀點一致，這份武漢市委機關報也認同「民間力量介入救災最合適並且有效的時期是災後幾天甚至幾年的後續階段，災後當媒體焦點和人們視線轉移時期，恰恰是災區更需要援助的時候」：「如果說抗震救災的眼下，不宜過多鼓勵志願者前去災區，那麼救災轉入第二階段，尤其是家園重建階段，志願者的作用就可以有相當明顯的體現。那麼，何時、何地需要志願者，哪個階段需要有愛心人士做好準備，如何給予信息指導，這些或許就涉及到對志願者力量的協調、組織，而這些問題有沒有被考慮充分？」。

民間志願者拳拳之心需要呵護，那紅十字會悔過之心是否需要寬容？在新京報、北京青年報等率先向全民發問「我們要不要再信一次紅會」、鳳凰網首頁肯定「紅十字會這次的表現其實還可以」後，這家官辦慈善機構似乎也正在抓住這難得的喘息機會。

針對「有紅會工作人員購買一萬多元救災藥品，要求開五萬元發票」之說，其社會監督委員會昨天午前通過官方賬號回應「這屬於中江縣紅十字會老謠重炒」；針對@21世紀經濟報道揭發「紅會救災物資暫時無人接收，閑置在倉庫中」之事，則是表達謝意，並承諾盡快調配；針對網友舉報紅會路虎車隊一事，連夜發布回復，稱這幾輛豪華車輛是5年前由車商提供，用於山路崎嶇難行的四川災區的救援工作。

而被今日各路媒體集中報道的，還有另一項勢必引發矚目的決定：「中國紅十字會下月將重新啟動調查郭美美事件。除了社監委參與調查之外，中國紅會還會邀請社會公眾一起參與調查，號召大家從網上推舉代表，社監委也會邀請利益不相關的第三方專業機構參與調查。」。

的確，當街頭都已經出現「郵局沒有郭美美，賑災捐款免郵費」的口號時，紅會若想化解心結，恐怕非得回頭向「郭美美事件」要一個答案才行。

根據北京青年報引述中國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新聞發言人王永的說法，「我們幾位社會監督委員一致建議紅會重查郭美美」：「四川雅安發生地震之後，中國紅會第一時間趕赴現場開展救援，但卻迎來網民罵聲一片，有的調侃：『你們猜這次郭美美該換什麼車？』有的在罵：『滾！』中國紅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坦言，郭美美事件仍然給我們帶來負面影響。據瞭解，2011年12月31日，中國紅會發布聯合調查報告稱：『郭美美與紅會無關，郭美美炫富的財富與紅會公眾捐款和項目資金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公眾顯然並不接受。中國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委員王永兩次提出重查郭美美，劉姝威委員也建議，社會監督委員會應重啟郭美美事件調查程序，並向公眾解釋清楚，否則紅會的聲譽很難恢復...重新啟動調查後，除了社監委參與調查之外，中國紅會還會邀請社會公眾一起參與調查，號召大家從網上推舉代表，社監委也會邀請利益不相關的第三方專業機構參與調查。『第二次調查的結果向社會發布後，』王永說，『我相信會贏得社會公眾的認同和信任。』」。

中國紅十字總會賑濟救護部部長王平恐怕就沒王永那麼樂觀。根據新聞晨報今刊訪談，他嘆息「解釋有用麼？最後會被唾沫淹死的」：「新聞晨報：怎麼做都不對，那你們怎麼做事？王平：按照我們自己的原則做事。一些是非黑白，我覺得只能依靠時間證明，靠我們踏踏實實的努力去證明...的確有很多人寬慰我，說你不需要去講什麼，因為老百姓其實不是針對紅會的，他們只是對現狀不滿，需要一個發泄渠道，而紅會很不幸充當了出氣筒的角色。但是話說回來，這樣的結果就是，最終造成的負面後果不是對我們紅會的，而是對整個社會的，把整個道德底線都沖破了，對公益的打擊太大了。最終受傷的，恰恰是那些最需要幫助的老百姓。」。

打擊都已經跨境到了香港。昨天另一則被嘲諷紅會者視作好戲的消息是「港府宣佈初步向地震災區捐贈一億元，引起香港社會反彈」。據@沈大飛描述，「反對者的原因主要是：汶川地震港人捐款遭挪用；港人援建小學被拆除蓋豪宅；其中一位聽眾說：賑災也是維穩，維穩經費分點出來，比十個香港捐款還多。」。

親者痛仇者快。今晨，自有環球時報來當這個「親者」，由香港資深媒體人梅斯署名，寬慰《莫因少數港人抵制捐款寒心》：「這些質疑毫無根據可言，特區政府四川重建組提交給立法會的報告，條分縷析，被稱『每一分錢用到哪裡都看得見』。但對這份清晰可見的報告，反對者們卻選擇閉上眼睛，拒絕看見。這是一種胡攪蠻纏的態度，遇到這類人，真可謂有理也難說清。稍有理性判斷的人都會清楚，沒有證據的指責是無力的...香港近期圍繞雅安地震出現的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是想給兩地民眾間本已因奶粉、雙非孕婦等問題而高漲的對立情緒，再火上澆油。所以，面對『一毫子都不捐』，無需憤怒，無需寒心，謹記血濃於水，相信香港同胞的辨別能力，不上這些人的當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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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終於認真面對氣候變化？

美國國務卿約翰‧克裡訪華期間簽訂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具有重要的意義。它表明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都認識到雙方的有力合作和進一步的行動不僅對控制氣候變化至關重要，更能「樹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強有力榜樣」，提高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標準。

盡管如此，如果只有措辭而缺乏具體的行動，這個重要的新信號也不會有任何實質意義。

畢竟這不是中美兩國第一次提出要在氣候變化領域進行合作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召開前，兩國就曾同意「加強和協調各自的努力」。之後，美國和中國的確在一系列清潔能源倡議上展開了合作，但資金供應和高層的支持卻日漸減少。

此前的協議也曾被認為是重要的突破，因此將此次的聲明視為老調重彈也未為不可。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應該仔細審視這份聲明，因為要真正在氣候變化領域取得進展——包括建立強有力的國際氣候協議——主要國家必須首先將他們在氣候變化方面的承諾化為行動。

聯合聲明創立的中美氣候變化工作組將「立即著手工作，確定雙方推進技術、研究、節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領域合作的方式」，推動綠色低碳的經濟發展方式。

以下是我們對於中美氣候變化工作組可以採取的一些具體措施的建議：

I.控制發電等主要溫室氣體排放行業的碳排放

在中國和美國，發電等大規模工業的煤炭使用都是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所以對於兩國來說，解決上述污染源就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中之重。中國的發電行業的煤炭消費量和碳排放占到全國的一半，鋼鐵、水泥和煤化工等重工業的煤炭消費量和碳排放量也占到很大比例。

在美國，雖然發電行業的煤炭消費量過去兩年中已經有所減少，但現有火電廠仍是美國碳排放的最大來源。對於中美兩國來說，增進效率，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對於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都是十分必要的。

2005年以來，中國已經通過關閉低效電廠並新建高效電廠的方式大大提高了煤炭燃燒效率。中國政府推出的萬家企業節能項目，以及省級的需求側管理計劃和其他有針對性的工業效率提升項目都推動了能源效率的提升。中國的風能使用量也大大增加，並且今後五年太陽能太陽能的利用和分佈式發電也將有明顯的增長。

美國發電行業和其他產業的去碳化也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加利福尼亞的需求側管理項目和太陽能計劃都是很好的例證，目前加州設定的2020年之前可再生能源比重達到33%的目標已經取得了不小進展。紐約州近來也對其紐約州太陽能計劃進行了加強。這個公私合作的項目將在2015年之前在太陽能太陽能項目中投入9億美元，之後十年將再投入1.5億美元。

美國和中國還可以在碳捕捉和交易等市場機制上加強合作，推動對清潔能源的投資。中國已經在五個城市和兩個省開展了碳交易試點平臺。這些試點項目年內即將開始交易，可以視為「十三五」(2016年到2020年)國家碳交易項目的先聲。

在美國，區域溫室氣體減排動議和加利福尼亞碳捕捉與交易項目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包括：(1)要建立精確、綜合的碳排放清單，這對於中國建立碳交易或者碳稅機制都有幫助；(2)排放權交易系統的設計要有助於實現最優化的減排，特別是通過將項目收入重新投入到提高能效和推廣可再生能源的項目中。

工作組還可以探索其他減少發電行業二氧化碳排放的創新機制。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提出了一份開創性的提議，即為現有發電廠制定碳污染標準。我們的提議考慮到了各州之前情況的差異，提出利用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門增效減排的能力實現廉價有效的減排，並給出了包括清理現有電廠、轉向低排放或無排放電廠以及提升電力利用效率在內的多種合規選擇。

美國執行碳排放評價標準的經驗可以幫助中國找到高效的方式減少其發電行業對煤炭的依賴。

工作組還應該考慮加強公私合作、次政府合作以及非政府組織在加強中國氣候合作中的作用。這些機制可以有效地推動雙方在創新政策、最佳實踐和財政機制上的交流。例如，中國過去多年一直支持熱電聯產——即將產熱和產電高效整合——而美國國內也在推廣熱電聯產。類似地，美國對分佈式太陽能太陽能的第三方融資機制也可以給目前正在尋求方式推動國內分佈式太陽能太陽能產業發展的中國很多借鑒和啟示。

II.採取緊急措施應對氫氟碳和黑碳

工作組應該重點關註氫氟碳和黑碳等對氣候系統有巨大近期影響的強力溫室氣體。兩國應該盡快在這方面採取聯合行動，這樣不僅可以給雙方都帶來巨大的好處，而且還可以省去漫長的後續工作，因為兩國都已經具備了現成的解決辦法。



美中兩國已經在蒙特利爾公約框架下同意逐步廢除氫氟碳。氫氟碳是一種威力極強的溫室氣體，主要用作室內和車內空調的製冷劑。廢除吸熱能力極強的氫氟碳而改用其他化學材料可以大大減少溫室氣體污染——等同於2050年之前全球減少880億噸二氧化碳，或者美國目前年碳排放的12倍。

美中兩國都是氫氟碳的主要消費國和生產國，所以理應在控制氫氟碳的問題上發揮重要的作用。超過110個國家已經同意在蒙特利爾公約框架下停用氫氟碳，但公約由於中國和印度的抵制一直未能得到執行。

美國已經在新產車輛中廢除了氫氟碳，並正在考慮開展進一步的行動。我們已經找到了商業上印度應該逐步廢除氫氟碳的理由，而在於印度情況類似的中國，一些企業已經建立了合資公司，開發更環保的製冷劑，力圖在這個未來大有可為的市場中分一杯羹。美中兩國應該打破目前的僵局，並在今年的蒙特利爾公約會議上同意採取行動。

工作組還應該採取行動減少使用高硫柴油造成的黑碳。黑碳造成氣候變化的能力比我們之前想像的要強。此外，燃燒柴油的排放物具有很強的毒性，能引起急性哮喘病發、癌症、心臟病和早亡。幸運的是，柴油污染是可以解決的。低硫燃料加上只有在使用低硫燃料時才能發揮效果的排放控制技術可以使車輛、發動機和船隻的黑碳排放減少九成。中國近日為採用更嚴格柴油和汽油標準制定了時間表，實質上也就是將清潔燃料的採用提升為重要日程。在美國，低硫燃料和車輛標準的執行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兩國還應該合力減少因船隻使用重油而造成的黑碳排放。船用重油是世界上最臟的交通燃料。美國的船用燃料含硫量通常控制在0.1%以內，但中國和其他國家使用的船用燃料含硫量遠遠高於美國。在這些地區，集裝箱船使用的重油含硫量一般在2.6%。這個問題也是可以解決的，而且解決之後將大大有利於防止氣候變化和改善空氣質量。

毗鄰中國深圳和廣東港口的香港目前正在考慮向國際海事組織提出建立地區性排放控制區(ECA)，規定在200海裡範圍內航船燃油含硫量不超過0.1%。排放控制區在美國、加拿大和北歐已經早有先例，它可以保證國際法律規定下最嚴格空氣質量標準的實施，並能大大減少航船的污染物排放。

III. 加強頁岩氣開發的環境監控

見證了美國頁岩氣的快速發展，中國也希望復制美國的成功。但美國的經驗也表明，為頁岩氣開發建立強有力的防護措施對於保護天然氣開採用到的水資源、盡可能減少甲烷等污染氣體的產生以及保護公眾健康都十分重要。

工作組應該與中國環境保護部建立合作關係，保證中國在開發頁岩氣的過程中建立相關防護體系，充分吸取美國的經驗教訓。例如，美國已經敲定用於減少天然氣礦甲烷排放的易揮發有機化合物標準。

去年五月，美中戰略經濟對話中提出兩國「未來將在頁岩氣開發以及監管和環境框架方面加強合作」。但中國方面主管環境監管的環境保護部目前並沒有針對頁岩氣開發制定任何環境法規和標準。

如果美國環境保護署、中國環境保護部和有關非政府組織能在頁岩氣的環境和氣候監管框架上展開合作將大有益處。交流經驗的關鍵領域包括環境影響評估，礦井安全性檢測和監控，甲烷排放控制，廢水的減少、處理、處置，以及監控和管理。

在這些領域，美中兩國不需要從頭開始。以上方面的工作中有很多已經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實施和支持。此外，兩國合作可以在上述三個領域的基礎上不斷擴展，在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持以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加深合作。

不過，美中兩國要實現氣候變化領域的有效合作需要上至國家元首層面強大的政治承諾、加大投入以及專註的努力，以確保各自國家都能開展切實的行動。自然資源保護協會等非政府組織與中美能效聯盟等公私合作機構可以為政府方面的努力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在政府預算吃緊的情況下，這種幫助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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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民」之驕傲

「來，中國人，喝一杯蘇格蘭的威士忌」，他喊道，臉通紅，滿是醉意。

我到來時，這小酒館的二樓已擠滿了面紅耳熱、東倒西歪的青年人，盤中的秋刀魚、牆上的日本老電影海報，都如歷史的風乾物。

我喜歡這家小店，它的裝修與名字都透著股台灣式的波西米亞。當年，臺北的學生運動者與黨外人士出沒其中，在台啤與清酒的助興下大聲咒罵、密謀顛覆。昔日的革命者仍在到來，帶著半是重溫往日激越，半是頹唐的意興——民主成功了，卻與他們期待的不太相同。小酒館成了另類的博物館，是瞭解台灣民主歷程的必經一站。

人群中的吳睿人散發著特別的活力，酒精讓他更放鬆，神情更為恣意。這是他五十歲生日，前來助興大多是他的學生，仿佛他仍是那個代聯會主席。過去幾年中，他在青年中的受歡迎度節節上升，成了一場新情緒與新運動中導師式的人物。

這因2008年末的學生運動而起。馬英九政府在陳雲林來台時的高壓措施，令沉寂了多年的學生運動再度爆發，一些對現實政治與社會不滿的學生占領了當年的「野百合」一代的自由廣場，自稱「野草莓」的一代——既然社會認定他們像「草莓」一樣錶面光鮮、卻一碰即爛，禁不起任何挫折，他們就要用行動展現出某種「野性」。

不少「野百合」世代的人物以過來人的方式向新一代人提供鼓勵，但沒人比吳睿人更能抓住現場的情緒。

「有一種奇妙的想像在蔓延，擁抱我們破碎的島，受傷的島」，他的語言滿是詩意與悲情，是一串接一串的排比，並不吝把所有贊揚與希望都給予這些青年人——「黑色的野草莓悄悄從土地深處長出、蔓生，以一種溫柔的堅定，擁抱我們破碎的島、受傷的島。讓野草莓團結我們吧。」或許看起來，這言辭不過是空洞的抒情，但倘若你在現場、在影像上看到，則很難不被它打動。吳睿人迷人嗓音與誠摯而熱忱的表情，讓這空洞的抒情變成了劇場式的感染力。這讓人不禁想起朋友對他昔日的評價——這是很好的宣傳，卻不是知識的批判。

此後，他越來越頻繁地捲入了各種青年人組織的討論會，分享他對於台灣政治、民族主義的看法，他的英俊、抒情、不無表演式的真誠，輕易地俘虜了很多青年人的心。這多少有些意外的成功，似乎是對他人生的小小補償。他總是錯過歷史現場，他塵封已久的才能得到少許釋放。

當他在2003年完成了耗人的博士論文回到台灣，重要的故事似乎都已完成。誰也未曾料到國民黨政權竟這樣容易地結束，昔日的戰友則已紛紛成為新的掌權者。輕易的勝利常蘊涵著新的危機，他們又迅速被權力腐蝕。誰也未曾料到，陳水扁與他的幕僚們不僅沒把台灣帶入一個新時代，反而陷入了新的困境。

「讓我們回到臺大研究圖書館旁的草坪上，追憶陳文成博士對祖國台灣懷抱的夢想。讓我們回到義光教會的地下室，感受林家祖孫對生活，對陽光的深刻眷戀...那麼我們就會有力量，有決心，要把民主運動從頭做起。」吳睿人在2006年的夏天這樣講道，他與一群學者發起了「7‧15宣言」，抗議陳水扁政府的政治與道德墮落。在發言中，他檢討了自己這一代人的失誤，他們誤以為歷史在1996年首次總統大選中就終結，他們可以回歸正常，卻忘記了政治生活需要不斷的監督與檢討。他還援引蔣渭水在1920年代的主張——台灣人解放運動不僅是政治運動，也是台灣人「作為人的人格」的道德與文化運動。因此，他提出「進步本土」與「轉型正義」的概念，期望用此來激勵政治與社會改造。

這學者氣的宣言，很容易消散在紛亂的媒體泡沫中。懷著鄉愁歸來的吳睿人，或許發現自己變成了永遠的異鄉人，他的情懷與思考，在現實台灣無處安放，唯有青春與記憶給人安慰。

小酒館里太吵了，我們什麼正經話也沒說，只連乾了幾杯。這威士忌讓我想起蘇格蘭的冷峻天氣與熱烈的獨立情緒，它與秋刀魚的滋味形成一種奇妙的混合。

他的學生遞給我一本由學生社團編輯的雜誌，主題是史明。在封面的黑白照片上，這個常年的流亡者表情焦灼、銀發飄散、鬍子花白，手舉麥克風，不知正在講什麼。一種「先知」式的味道從紙面上飄散而出，就像《指環王》中的甘道夫。

當年震撼了吳睿人的異端人物，又傳到了新一代人手中，它不再有觸碰禁忌的恐懼與快感，卻有一種新的陌生。於是，當年的禁書偷讀者，變成了新的橋梁。翻到第28頁時，看到吳睿人的文章，題目「啟式與召喚」，「他們需要一個伊迪帕斯來向他們解釋他們一無所知的自己的謎，向他們教導他們所不瞭解的他們的語言和行為的意義」。這是再典型不過的吳睿人風格，充滿了故作神秘的思想與詩意。歷史以這樣的方式傳遞下來，從臺大醫學院頂樓的復印本到此刻的紀念專號，史明期待的目標尚未實現，它仍激發起新一代人。

二

第二天，我前往中央研究院拜訪吳睿人。位於南港的中研院像是臺北城的一塊飛地，充滿異鄉式的不合時宜，似乎在整個臺北沉浸於那忙碌、淺薄、即興的歡愉時，只有這裡還堅守著那個龐大、厚重的中國傳統與思想世界。它也是個混雜的世界，土地廟與胡適博物館並存其中。上次來時，我見到了湘音濃重的張朋園，他是研究辛亥革命的權威，說起目睹胡適猝亡的那一刻，也見到了中氣十足、一口標準普通話的哲學家錢永祥，他曾是1971年「保釣運動」乾將，「臺大哲學系事件」的受害者，如今不斷哀嘆這個島嶼在思想上的墮落——「它的眼界只能看到肚臍眼這麼大」...

吳睿人的辦公室在一座雙子塔式大樓里，土地公公就在它的腳下。他是台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這是個年輕的研究所，直到1986年才宣告成立，它的重要性隨著台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陡然增強，在被大中華意識壓抑了多年之後，台灣意識迅速的生長。

他的辦公室擁擠卻雅緻，堆滿了書，牆上懸掛了一張日治時代的黑白照片，我們坐下來喝烏龍茶，唱機傳出的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這正是他當年在芝加哥翻譯《想像的共同體》時的背景音樂之一。

單獨相處時，他的態度更為誠懇，交談也更顯迷人，聲音一頓一挫、充滿節奏感。似乎沒有他人的註視，他可暫時收起姿態。他先是為昨天的失禮抱歉，不該用半玩笑的口氣叫我「中國人」，似有某種敵對的意味。是啊，在臺北，人們用「中國人」，在香港人，人們用「強國人」，來表明自己與共產黨中國的不同。

他說起緩慢、充滿日本風格的桃園鎮，他的那個英俊、受挫、耽於醇酒美婦的伯父，臺北的師大附中里的青春，七等生與赫爾曼‧赫塞，是他最愛的兩位作家。

如那個時代很多不安分的靈魂一樣，文學是他的逃避煩悶、尋找自我的主要途徑。前者那壓抑、疏離的喃喃自語，恰似那個曖昧、沉悶時代的象徵，後者對青春與成長的著迷，能擊中每個少年的心。他日後對德國浪漫主義的興趣，想必也是那個時刻埋下的種子。我明白了他那常滑向濫情的語調是從何而來，在很大程度上，他仍是個「我愛黑眼珠」的「彷徨少年」。這樣一個敏感的文學少年變成了學生活動家，再變成一個精神的流亡者，又成了民族主義的闡述者，最後他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導師——用言辭鼓舞新的行動者...在這一連串角色中，文學特質始終沒有離去，它帶來了巨大的魅力，也成為了某種障礙，文學迥異於行動，當熱情被保留、被延滯，它才有更有魅力，才能化作動人的文學特質，它是反行動的。

他註定是個渴望中心的邊緣者，即使他身在故鄉、身在台灣最權威的學術機構。他抱怨台灣社會的墮落、政治與文化上的普遍平庸，他回憶起1995年隨林義雄競選時，主題竟是托克維爾論的政治精神，如今想來，這是多麼可愛又可笑的理想主義。他也說起「公共知識分子」的泛濫，這也是知識與思想廉價的象徵。他也對日常生活感到壓抑感。「我想搞醜聞」，他稍嫌誇張的說。是啊，他本是赫爾曼‧黑塞筆下的哥爾德蒙，卻被迫成為納爾齊斯，用經院的理性來馴服他過分的激情。



三

即使對他的戲劇化表達有了充分的準備，當我聽到他用「賤民」來形容台灣時，仍吃了一驚。這說法來自幾年前那篇《賤民宣言》的文章。在其中，他流露出極端的絕望，台灣缺乏力量改變現狀，它唯有通過自身的悲劇來提供某種道德啟發，而台灣惟有在這種痛苦與絕望中，才能獲得意義與新生，用自身的悲劇來映照出籠罩在它上方的帝國的黑暗。這帝國曾是清王朝、日本帝國、美利堅，如今是再度崛起的中國。

詛咒當下，是浪漫主義者的一貫方式。在一切被詛咒的對象中，最令人吳睿人不安的仍是台灣的在國際格局中的現狀，它的「賤民」地位。台灣也與他的個人處境緊密相關，知識生產逃離不了政治權力的影響。他一心想把台灣送到世界知識的版圖上，但倘若台灣無法回到世界政治版圖，他的努力該是多麼困難。對他來說，中國代表「令人喘不過氣的沉重」。「我們必須比中國學者更努力幾倍，才能讓別人聽到我們的聲音」，他提起常被忽略的台灣學者身份，「我花很大力氣大勝吵，講出自己的名字與認同，讓你稍微尊重我的存在後，我們再開始聊」。他引用薩義德自勉——我要用我一生來證明巴勒斯坦的存在。於是，他一邊批評台灣社會的淺薄時，一面又強調台灣所積累起的知識上、思想上的反思，中國不該小看，它不純粹是民主與市場這一套，它有更深的東西。他也不斷的重復「馴服又不太馴服的台灣人」的說法。但不管怎麼自辯，他仍覺得一種被邊緣化的惶恐與不滿。

「我們都說蔣渭水的鬥爭精神，但他也是很絕望的「，他把這個時代與蔣渭水時代相比。在蔣渭水的最後幾年，台灣經濟起飛、教育與文化也不斷發展，昭和時代日本國內政治日趨保守，帝國體制在台灣日益鞏固了，台灣獨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而如今，台灣則處於一種新的固化結構中，動彈不得。在東北亞區，中國民族主義日益強大、它要收復台灣，日本仍是美國附庸，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只能依附於美國，來對抗中國日益強大的中國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獨立變得日益困難，它只能變成國際格局中的「賤民」。

我聽著他這些詩化、常過分自溺的談話，多少有點意外。大陸正洋溢著「台灣熱」，人們被臺北雅緻、悠閑的日常生活吸引，嚮往於這個島嶼的民主試驗，而作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研究者，他卻在訴說一個世紀來的羞辱，對中國的抗拒。是否作為一個「帝國「來客，我從未試圖去理解他人痛苦與感受。

他的表達不無誇張，卻又無比真實。那種經濟紐帶可能帶來淺層的融合與依賴，但一個社會深層的焦慮與恐懼，被壓抑的自尊，隨時可能轉變成巨大的歷史力量，推翻之前所有的暫時的平靜。19世紀來的民族主義浪潮，不斷的印證了這一點，此刻的台灣，仍處於這股浪潮中。不管是北京政權還是普通的大陸人，倘若真的希望理解兩岸的症結，就必須傾聽到這些焦慮與不安。

四

再見到吳睿人，是在一個朋友的婚禮上。他在人群中不無孤傲的坐在那裡，我想上去和他說話，卻一時不知如何開口。

我想起他不久前的那場轟動一時的演講。在一場反對媒體壟斷的集會上，在很多人看來，台灣媒體正有被中國的紅色資本吞噬的危險。

他煽動性十足地對著青年人說「我們台灣青年要搞一輩子的運動」。他的談話充滿了取悅的願望，讓我想起了他在將近30年前所說「新民粹主義「。他這一代是要反抗黨國的政治壓力，而新一代要擺脫消費與娛樂的世界，他們通過互聯網、facebook聯結成新的力量，從溫室中走出，體驗到政治、街頭與權力。

幾個月後，我讀到一位左翼學者對他的批判，把他比成《唐倩的喜劇》中的人物，是知識上曇花一現的表演者，他沉溺與「政治的、道德的、美學」想像，把政治美學化與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它構成吸引力，更有危險的誘惑，這完全是非學者式的，無法具體分析問題。

這批評或許有道理。但自始至終，吳睿人對我總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我總記得他為《想像的共同體》所寫導讀中的一句：「對他(安德森)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經出現的民族認同都是歷史的產物，惟有通過客觀理解每一個獨特的民族認同(包括自我的認同與『他者』的認同)形成的歷史過程與機制，才可能真正擺脫傲慢偏執的民族中心主義，從而尋求不同的『想像的共同體』的共存之道。」。

吳睿人的個人經驗與思考，正是幫助我這「帝國來客」擺脫中國這自我中心的解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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