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賤民」之驕傲

「來，中國人，喝一杯蘇格蘭的威士忌」，他喊道，臉通紅，滿是醉意。

我到來時，這小酒館的二樓已擠滿了面紅耳熱、東倒西歪的青年人，盤中的秋刀魚、牆上的日本老電影海報，都如歷史的風乾物。

我喜歡這家小店，它的裝修與名字都透著股台灣式的波西米亞。當年，臺北的學生運動者與黨外人士出沒其中，在台啤與清酒的助興下大聲咒罵、密謀顛覆。昔日的革命者仍在到來，帶著半是重溫往日激越，半是頹唐的意興——民主成功了，卻與他們期待的不太相同。小酒館成了另類的博物館，是瞭解台灣民主歷程的必經一站。

人群中的吳睿人散發著特別的活力，酒精讓他更放鬆，神情更為恣意。這是他五十歲生日，前來助興大多是他的學生，仿佛他仍是那個代聯會主席。過去幾年中，他在青年中的受歡迎度節節上升，成了一場新情緒與新運動中導師式的人物。

這因2008年末的學生運動而起。馬英九政府在陳雲林來台時的高壓措施，令沉寂了多年的學生運動再度爆發，一些對現實政治與社會不滿的學生占領了當年的「野百合」一代的自由廣場，自稱「野草莓」的一代——既然社會認定他們像「草莓」一樣錶面光鮮、卻一碰即爛，禁不起任何挫折，他們就要用行動展現出某種「野性」。

不少「野百合」世代的人物以過來人的方式向新一代人提供鼓勵，但沒人比吳睿人更能抓住現場的情緒。

「有一種奇妙的想像在蔓延，擁抱我們破碎的島，受傷的島」，他的語言滿是詩意與悲情，是一串接一串的排比，並不吝把所有贊揚與希望都給予這些青年人——「黑色的野草莓悄悄從土地深處長出、蔓生，以一種溫柔的堅定，擁抱我們破碎的島、受傷的島。讓野草莓團結我們吧。」或許看起來，這言辭不過是空洞的抒情，但倘若你在現場、在影像上看到，則很難不被它打動。吳睿人迷人嗓音與誠摯而熱忱的表情，讓這空洞的抒情變成了劇場式的感染力。這讓人不禁想起朋友對他昔日的評價——這是很好的宣傳，卻不是知識的批判。

此後，他越來越頻繁地捲入了各種青年人組織的討論會，分享他對於台灣政治、民族主義的看法，他的英俊、抒情、不無表演式的真誠，輕易地俘虜了很多青年人的心。這多少有些意外的成功，似乎是對他人生的小小補償。他總是錯過歷史現場，他塵封已久的才能得到少許釋放。

當他在2003年完成了耗人的博士論文回到台灣，重要的故事似乎都已完成。誰也未曾料到國民黨政權竟這樣容易地結束，昔日的戰友則已紛紛成為新的掌權者。輕易的勝利常蘊涵著新的危機，他們又迅速被權力腐蝕。誰也未曾料到，陳水扁與他的幕僚們不僅沒把台灣帶入一個新時代，反而陷入了新的困境。

「讓我們回到臺大研究圖書館旁的草坪上，追憶陳文成博士對祖國台灣懷抱的夢想。讓我們回到義光教會的地下室，感受林家祖孫對生活，對陽光的深刻眷戀...那麼我們就會有力量，有決心，要把民主運動從頭做起。」吳睿人在2006年的夏天這樣講道，他與一群學者發起了「7‧15宣言」，抗議陳水扁政府的政治與道德墮落。在發言中，他檢討了自己這一代人的失誤，他們誤以為歷史在1996年首次總統大選中就終結，他們可以回歸正常，卻忘記了政治生活需要不斷的監督與檢討。他還援引蔣渭水在1920年代的主張——台灣人解放運動不僅是政治運動，也是台灣人「作為人的人格」的道德與文化運動。因此，他提出「進步本土」與「轉型正義」的概念，期望用此來激勵政治與社會改造。

這學者氣的宣言，很容易消散在紛亂的媒體泡沫中。懷著鄉愁歸來的吳睿人，或許發現自己變成了永遠的異鄉人，他的情懷與思考，在現實台灣無處安放，唯有青春與記憶給人安慰。

小酒館里太吵了，我們什麼正經話也沒說，只連乾了幾杯。這威士忌讓我想起蘇格蘭的冷峻天氣與熱烈的獨立情緒，它與秋刀魚的滋味形成一種奇妙的混合。

他的學生遞給我一本由學生社團編輯的雜誌，主題是史明。在封面的黑白照片上，這個常年的流亡者表情焦灼、銀發飄散、鬍子花白，手舉麥克風，不知正在講什麼。一種「先知」式的味道從紙面上飄散而出，就像《指環王》中的甘道夫。

當年震撼了吳睿人的異端人物，又傳到了新一代人手中，它不再有觸碰禁忌的恐懼與快感，卻有一種新的陌生。於是，當年的禁書偷讀者，變成了新的橋梁。翻到第28頁時，看到吳睿人的文章，題目「啟式與召喚」，「他們需要一個伊迪帕斯來向他們解釋他們一無所知的自己的謎，向他們教導他們所不瞭解的他們的語言和行為的意義」。這是再典型不過的吳睿人風格，充滿了故作神秘的思想與詩意。歷史以這樣的方式傳遞下來，從臺大醫學院頂樓的復印本到此刻的紀念專號，史明期待的目標尚未實現，它仍激發起新一代人。

二

第二天，我前往中央研究院拜訪吳睿人。位於南港的中研院像是臺北城的一塊飛地，充滿異鄉式的不合時宜，似乎在整個臺北沉浸於那忙碌、淺薄、即興的歡愉時，只有這裡還堅守著那個龐大、厚重的中國傳統與思想世界。它也是個混雜的世界，土地廟與胡適博物館並存其中。上次來時，我見到了湘音濃重的張朋園，他是研究辛亥革命的權威，說起目睹胡適猝亡的那一刻，也見到了中氣十足、一口標準普通話的哲學家錢永祥，他曾是1971年「保釣運動」乾將，「臺大哲學系事件」的受害者，如今不斷哀嘆這個島嶼在思想上的墮落——「它的眼界只能看到肚臍眼這麼大」...

吳睿人的辦公室在一座雙子塔式大樓里，土地公公就在它的腳下。他是台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這是個年輕的研究所，直到1986年才宣告成立，它的重要性隨著台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陡然增強，在被大中華意識壓抑了多年之後，台灣意識迅速的生長。

他的辦公室擁擠卻雅緻，堆滿了書，牆上懸掛了一張日治時代的黑白照片，我們坐下來喝烏龍茶，唱機傳出的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這正是他當年在芝加哥翻譯《想像的共同體》時的背景音樂之一。

單獨相處時，他的態度更為誠懇，交談也更顯迷人，聲音一頓一挫、充滿節奏感。似乎沒有他人的註視，他可暫時收起姿態。他先是為昨天的失禮抱歉，不該用半玩笑的口氣叫我「中國人」，似有某種敵對的意味。是啊，在臺北，人們用「中國人」，在香港人，人們用「強國人」，來表明自己與共產黨中國的不同。

他說起緩慢、充滿日本風格的桃園鎮，他的那個英俊、受挫、耽於醇酒美婦的伯父，臺北的師大附中里的青春，七等生與赫爾曼‧赫塞，是他最愛的兩位作家。

如那個時代很多不安分的靈魂一樣，文學是他的逃避煩悶、尋找自我的主要途徑。前者那壓抑、疏離的喃喃自語，恰似那個曖昧、沉悶時代的象徵，後者對青春與成長的著迷，能擊中每個少年的心。他日後對德國浪漫主義的興趣，想必也是那個時刻埋下的種子。我明白了他那常滑向濫情的語調是從何而來，在很大程度上，他仍是個「我愛黑眼珠」的「彷徨少年」。這樣一個敏感的文學少年變成了學生活動家，再變成一個精神的流亡者，又成了民族主義的闡述者，最後他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導師——用言辭鼓舞新的行動者...在這一連串角色中，文學特質始終沒有離去，它帶來了巨大的魅力，也成為了某種障礙，文學迥異於行動，當熱情被保留、被延滯，它才有更有魅力，才能化作動人的文學特質，它是反行動的。

他註定是個渴望中心的邊緣者，即使他身在故鄉、身在台灣最權威的學術機構。他抱怨台灣社會的墮落、政治與文化上的普遍平庸，他回憶起1995年隨林義雄競選時，主題竟是托克維爾論的政治精神，如今想來，這是多麼可愛又可笑的理想主義。他也說起「公共知識分子」的泛濫，這也是知識與思想廉價的象徵。他也對日常生活感到壓抑感。「我想搞醜聞」，他稍嫌誇張的說。是啊，他本是赫爾曼‧黑塞筆下的哥爾德蒙，卻被迫成為納爾齊斯，用經院的理性來馴服他過分的激情。



三

即使對他的戲劇化表達有了充分的準備，當我聽到他用「賤民」來形容台灣時，仍吃了一驚。這說法來自幾年前那篇《賤民宣言》的文章。在其中，他流露出極端的絕望，台灣缺乏力量改變現狀，它唯有通過自身的悲劇來提供某種道德啟發，而台灣惟有在這種痛苦與絕望中，才能獲得意義與新生，用自身的悲劇來映照出籠罩在它上方的帝國的黑暗。這帝國曾是清王朝、日本帝國、美利堅，如今是再度崛起的中國。

詛咒當下，是浪漫主義者的一貫方式。在一切被詛咒的對象中，最令人吳睿人不安的仍是台灣的在國際格局中的現狀，它的「賤民」地位。台灣也與他的個人處境緊密相關，知識生產逃離不了政治權力的影響。他一心想把台灣送到世界知識的版圖上，但倘若台灣無法回到世界政治版圖，他的努力該是多麼困難。對他來說，中國代表「令人喘不過氣的沉重」。「我們必須比中國學者更努力幾倍，才能讓別人聽到我們的聲音」，他提起常被忽略的台灣學者身份，「我花很大力氣大勝吵，講出自己的名字與認同，讓你稍微尊重我的存在後，我們再開始聊」。他引用薩義德自勉——我要用我一生來證明巴勒斯坦的存在。於是，他一邊批評台灣社會的淺薄時，一面又強調台灣所積累起的知識上、思想上的反思，中國不該小看，它不純粹是民主與市場這一套，它有更深的東西。他也不斷的重復「馴服又不太馴服的台灣人」的說法。但不管怎麼自辯，他仍覺得一種被邊緣化的惶恐與不滿。

「我們都說蔣渭水的鬥爭精神，但他也是很絕望的「，他把這個時代與蔣渭水時代相比。在蔣渭水的最後幾年，台灣經濟起飛、教育與文化也不斷發展，昭和時代日本國內政治日趨保守，帝國體制在台灣日益鞏固了，台灣獨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而如今，台灣則處於一種新的固化結構中，動彈不得。在東北亞區，中國民族主義日益強大、它要收復台灣，日本仍是美國附庸，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只能依附於美國，來對抗中國日益強大的中國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獨立變得日益困難，它只能變成國際格局中的「賤民」。

我聽著他這些詩化、常過分自溺的談話，多少有點意外。大陸正洋溢著「台灣熱」，人們被臺北雅緻、悠閑的日常生活吸引，嚮往於這個島嶼的民主試驗，而作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研究者，他卻在訴說一個世紀來的羞辱，對中國的抗拒。是否作為一個「帝國「來客，我從未試圖去理解他人痛苦與感受。

他的表達不無誇張，卻又無比真實。那種經濟紐帶可能帶來淺層的融合與依賴，但一個社會深層的焦慮與恐懼，被壓抑的自尊，隨時可能轉變成巨大的歷史力量，推翻之前所有的暫時的平靜。19世紀來的民族主義浪潮，不斷的印證了這一點，此刻的台灣，仍處於這股浪潮中。不管是北京政權還是普通的大陸人，倘若真的希望理解兩岸的症結，就必須傾聽到這些焦慮與不安。

四

再見到吳睿人，是在一個朋友的婚禮上。他在人群中不無孤傲的坐在那裡，我想上去和他說話，卻一時不知如何開口。

我想起他不久前的那場轟動一時的演講。在一場反對媒體壟斷的集會上，在很多人看來，台灣媒體正有被中國的紅色資本吞噬的危險。

他煽動性十足地對著青年人說「我們台灣青年要搞一輩子的運動」。他的談話充滿了取悅的願望，讓我想起了他在將近30年前所說「新民粹主義「。他這一代是要反抗黨國的政治壓力，而新一代要擺脫消費與娛樂的世界，他們通過互聯網、facebook聯結成新的力量，從溫室中走出，體驗到政治、街頭與權力。

幾個月後，我讀到一位左翼學者對他的批判，把他比成《唐倩的喜劇》中的人物，是知識上曇花一現的表演者，他沉溺與「政治的、道德的、美學」想像，把政治美學化與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它構成吸引力，更有危險的誘惑，這完全是非學者式的，無法具體分析問題。

這批評或許有道理。但自始至終，吳睿人對我總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我總記得他為《想像的共同體》所寫導讀中的一句：「對他(安德森)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經出現的民族認同都是歷史的產物，惟有通過客觀理解每一個獨特的民族認同(包括自我的認同與『他者』的認同)形成的歷史過程與機制，才可能真正擺脫傲慢偏執的民族中心主義，從而尋求不同的『想像的共同體』的共存之道。」。

吳睿人的個人經驗與思考，正是幫助我這「帝國來客」擺脫中國這自我中心的解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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