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與經濟周期

中國的經濟波動，一直有一個怪圈，叫做「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說的是政府的緊縮之手一放開，經濟就會充滿活力，生產力好像從地縫、牆角里鑽出來，然後就會「出問題」，比如「投資膨脹」，「重復建設」，「惡性競爭」，通脹也會跟著起來，引發又一輪收縮，周而復始，循環下去。這一規律早就已經被總結出來，近年來依然適用。

在「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中，砍投資是首要的「收」的措施。居民消費本來就長得不快，而且通脹之下民生本來就是問題；壓縮政府消費傷筋動骨，需要政治家的智慧與勇氣；出口由國外需求決定，調控起來沒那麼直接和容易。剩下的就是投資了，而且投資在GDP中的占比大，就像一塊肥肥的唐僧肉，看起來好下口。

投資也是GDP中波動最大的一塊，繁榮的時候上得快，調控的時候砍得凶。經濟上升時往往伴隨著投資的快速增加，而且各地競爭，項目爭相上馬，唯恐比別人落後了。而且，在各地從銀行挖貸款的積極努力下，信貸往往也很配合，貨幣供應快速上升，導致短期內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引發通脹。至少從經濟波動的成分看起來，經濟周期就是「投資周期」。

投資中很大的一塊是基礎設施投資，也是政府能夠「砍」的重要對象，因為這一塊是政府主導的。相對來說，對於非基礎設施投資的調控要間接很多。進一步，正因為基建大都是政府主導的，而且存在一些質量、效率問題，在緊縮聲音漸起時，受到的批評也更多。批評政府投資是可以的，而且很容易，因為批評企業投資會直面企業的質詢：你怎麼知道我這個項目不該投？你比我更瞭解我的企業？何況私營企業家對自己的投資負責的。

其實，對於基建的批評由來已久，絕非近年來的新發明。早在1988年，在4月的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作了《關於物價、教育、社會風氣問題》的發言，其中嚴厲批評基建規模過大，引起能源、交通、原材料、外匯的緊張，引發通貨膨脹，建議「在五年之內除能源交通和已經上馬的基本建設之外，其他基建投資系統統統停止五年。」還有一個流傳的版本，把上述建議簡化為「三年不投資」，真假不得而知。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番發言起了作用，1989、1990兩年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8.7%和4.5%，遠低於改革30年以來平均24%的增速，直接導致那兩年的經濟也很蕭條，GDP增速分別只有4.1%和3.8%，遠低於30年來的接近10％的平均水平，為改革開放以來之最低，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走出那一輪蕭條。回顧那段緊縮歷史，今人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1988年的基礎設施絕對沒有過剩，而且極度短缺。今天認為中國基礎設施已經足夠的人，面對不到發達國家十分之一的收入水平，平均不到三分之一的公路、鐵路道路密度，以及嚴重的擁堵，應該重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很怪很怪的怪圈：宏觀收縮時，產業投資不景氣，如果再砍基礎設施投資，經濟下行必將放大，經濟波動也會放大，這與政府經濟調控的反周期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本來應該是實行積極的政策，對抗經濟下行的。



問題出在中國的經濟周期的根源上：一般的經濟周期分析中，假定經濟下行的根源是外在沖擊，政府採取政策對抗經濟下行；而中國的經濟周期，恰恰來源於政府主動的宏觀調控。這時政府再想對抗經濟下行，就好像是一隻手按下了瓢，另一隻手又想把它托起來，陷入左右互搏，無所適從的尷尬局面。

其實解法不是沒有。上文提到，經濟過熱往往是因為信貸供給增加過快，引發通貨膨脹，治理通脹，完全可以用貨幣政策，畢竟通貨膨脹終究是一個貨幣現象。同時，為了對抗經濟下行，還是可以採取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比如減稅，再比如增加財政支出。財政支出分為消費性和投資性，倘若不增加政府消費，就是增加政府投資，比如國防、教育、基礎設施，往哪裡投我都不反對。考慮到中國基礎設施總量依然十分落後，不僅嚴重影響居民生活，也會影響未來長期經濟增長，不妨未雨綢繆，增加基礎設施投資。

今年的情況是，不但貨幣政策緊，財政政策也跟著緊，加上出口也不景氣，導致經濟很冷，一些企業的日子不好過。表現在數據上，GDP增速很低，而且PPI已經連續半年負增長，企業利潤大幅下滑，經濟自主收縮風險增大。在這種情況下，林毅夫教授建言應該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對抗經濟下行，筆者是很贊同的，也曾寫小文闡述基礎設施與生產率，通脹，民生，長期增長潛力等方面的關系。

如此重大的事情，在如此復雜的關口，不同意見當然有的。尤其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裡面，一些質量、效率、腐敗的問題總是存在，讓人不由得不感到憤怒。然而，冷靜下來之後需要釐清的是，我們是否應該因為出了一些問題就停止建設，或者是等官員都廉潔了、法治健全了再建設？

問題問到這里，答案應該是清楚的，我們只能在前進中解決問題，在調整中積累解決問題的條件，摸索問題的解法，而不是激化矛盾。「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這樣的豪情讓人激動，甚至嚮往，卻未必能真正解決問題，而且往往不能解決問題，甚至讓情況更糟糕。筆者篤信市場，熱切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建立完善的市場秩序，但是正因為篤信市場，才知道市場作為一種高效的運行機制絕非免費，而且極為昂貴，絕非朝夕之間能夠建立，其他轉型國家的經驗也佐證了建立市場制度的漫長與艱辛。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起胡適的一句話：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將近一個世紀以前胡適的這句話，是對人性中的簡單化傾向的深刻洞見。倘若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問題當然會越來越復雜，不是簡單化的概念或者「主義」就能解決問題的，而是要充分研究問題的復雜性，尋找可行的解決思路和具體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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