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與經濟周期

中國的經濟波動，一直有一個怪圈，叫做「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說的是政府的緊縮之手一放開，經濟就會充滿活力，生產力好像從地縫、牆角里鑽出來，然後就會「出問題」，比如「投資膨脹」，「重復建設」，「惡性競爭」，通脹也會跟著起來，引發又一輪收縮，周而復始，循環下去。這一規律早就已經被總結出來，近年來依然適用。

在「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中，砍投資是首要的「收」的措施。居民消費本來就長得不快，而且通脹之下民生本來就是問題；壓縮政府消費傷筋動骨，需要政治家的智慧與勇氣；出口由國外需求決定，調控起來沒那麼直接和容易。剩下的就是投資了，而且投資在GDP中的占比大，就像一塊肥肥的唐僧肉，看起來好下口。

投資也是GDP中波動最大的一塊，繁榮的時候上得快，調控的時候砍得凶。經濟上升時往往伴隨著投資的快速增加，而且各地競爭，項目爭相上馬，唯恐比別人落後了。而且，在各地從銀行挖貸款的積極努力下，信貸往往也很配合，貨幣供應快速上升，導致短期內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引發通脹。至少從經濟波動的成分看起來，經濟周期就是「投資周期」。

投資中很大的一塊是基礎設施投資，也是政府能夠「砍」的重要對象，因為這一塊是政府主導的。相對來說，對於非基礎設施投資的調控要間接很多。進一步，正因為基建大都是政府主導的，而且存在一些質量、效率問題，在緊縮聲音漸起時，受到的批評也更多。批評政府投資是可以的，而且很容易，因為批評企業投資會直面企業的質詢：你怎麼知道我這個項目不該投？你比我更瞭解我的企業？何況私營企業家對自己的投資負責的。

其實，對於基建的批評由來已久，絕非近年來的新發明。早在1988年，在4月的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作了《關於物價、教育、社會風氣問題》的發言，其中嚴厲批評基建規模過大，引起能源、交通、原材料、外匯的緊張，引發通貨膨脹，建議「在五年之內除能源交通和已經上馬的基本建設之外，其他基建投資系統統統停止五年。」還有一個流傳的版本，把上述建議簡化為「三年不投資」，真假不得而知。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番發言起了作用，1989、1990兩年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8.7%和4.5%，遠低於改革30年以來平均24%的增速，直接導致那兩年的經濟也很蕭條，GDP增速分別只有4.1%和3.8%，遠低於30年來的接近10％的平均水平，為改革開放以來之最低，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走出那一輪蕭條。回顧那段緊縮歷史，今人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1988年的基礎設施絕對沒有過剩，而且極度短缺。今天認為中國基礎設施已經足夠的人，面對不到發達國家十分之一的收入水平，平均不到三分之一的公路、鐵路道路密度，以及嚴重的擁堵，應該重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很怪很怪的怪圈：宏觀收縮時，產業投資不景氣，如果再砍基礎設施投資，經濟下行必將放大，經濟波動也會放大，這與政府經濟調控的反周期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本來應該是實行積極的政策，對抗經濟下行的。



問題出在中國的經濟周期的根源上：一般的經濟周期分析中，假定經濟下行的根源是外在沖擊，政府採取政策對抗經濟下行；而中國的經濟周期，恰恰來源於政府主動的宏觀調控。這時政府再想對抗經濟下行，就好像是一隻手按下了瓢，另一隻手又想把它托起來，陷入左右互搏，無所適從的尷尬局面。

其實解法不是沒有。上文提到，經濟過熱往往是因為信貸供給增加過快，引發通貨膨脹，治理通脹，完全可以用貨幣政策，畢竟通貨膨脹終究是一個貨幣現象。同時，為了對抗經濟下行，還是可以採取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比如減稅，再比如增加財政支出。財政支出分為消費性和投資性，倘若不增加政府消費，就是增加政府投資，比如國防、教育、基礎設施，往哪裡投我都不反對。考慮到中國基礎設施總量依然十分落後，不僅嚴重影響居民生活，也會影響未來長期經濟增長，不妨未雨綢繆，增加基礎設施投資。

今年的情況是，不但貨幣政策緊，財政政策也跟著緊，加上出口也不景氣，導致經濟很冷，一些企業的日子不好過。表現在數據上，GDP增速很低，而且PPI已經連續半年負增長，企業利潤大幅下滑，經濟自主收縮風險增大。在這種情況下，林毅夫教授建言應該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對抗經濟下行，筆者是很贊同的，也曾寫小文闡述基礎設施與生產率，通脹，民生，長期增長潛力等方面的關系。

如此重大的事情，在如此復雜的關口，不同意見當然有的。尤其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裡面，一些質量、效率、腐敗的問題總是存在，讓人不由得不感到憤怒。然而，冷靜下來之後需要釐清的是，我們是否應該因為出了一些問題就停止建設，或者是等官員都廉潔了、法治健全了再建設？

問題問到這里，答案應該是清楚的，我們只能在前進中解決問題，在調整中積累解決問題的條件，摸索問題的解法，而不是激化矛盾。「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這樣的豪情讓人激動，甚至嚮往，卻未必能真正解決問題，而且往往不能解決問題，甚至讓情況更糟糕。筆者篤信市場，熱切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建立完善的市場秩序，但是正因為篤信市場，才知道市場作為一種高效的運行機制絕非免費，而且極為昂貴，絕非朝夕之間能夠建立，其他轉型國家的經驗也佐證了建立市場制度的漫長與艱辛。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起胡適的一句話：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將近一個世紀以前胡適的這句話，是對人性中的簡單化傾向的深刻洞見。倘若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問題當然會越來越復雜，不是簡單化的概念或者「主義」就能解決問題的，而是要充分研究問題的復雜性，尋找可行的解決思路和具體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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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春運到長假堵車：漲價還是免費？

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

別誤會，這與春花秋月無礙，倒是與年年人滿為患的客流更為貼切。每逢春節或「十一」長假，中國從南到北都會上演一次人口大遷徙，不僅歲歲一票難求，關於火車票是否該漲價爭論亦年年熱映。無論以薛兆豐等評論者為首的「漲價派」還是主張「供給不自由 ，價格無意義」者，似乎都不能完全說服彼此及觀眾。

如今，類似討論蔓延到公路領域。2012 年「十一」恰逢中秋，據悉出行人次創下7.4億人，加上國務院剛批準小型客車重大節假日可免費通行高速公路，導致高速公路堵車成為平淡假日的最大看點。各地排起數十公里長龍的高速公路被吐槽成健身場、遛狗場及垃圾場，更有網友調侃「國慶最浪漫的事，就是宅在家裡看各種堵車」。

從春運火車票漲價到高速路免費，看似無關宏旨的民生問題，卻引發一輪又一輪激烈討論，實則凸顯各個階層對於社會資源分配的集體焦慮，其間迥異分歧耐人尋味。

首先，小型客車高速公路節假日免費或許並非好主意。從經濟學上看，人性對免費並無多少抵抗力，這一政策顯然刺激自駕出行人群，和手續繁瑣等因素一起放大了長假擁堵效應；進一步看，正如傅蔚岡等指出，受益人群享受的「免費午餐」，一方面是建立在侵害擁有高速公路經營權私人公司權益之上，另一方最需要公眾政策補貼的對象往往是低收入人群，這部分人群明顯不符，簡直有不開車的人補貼開車人之嫌。

宴無好宴，凡事皆有成本。無論對於堵在路上的還是沒有出行的人群，其實都受到這一政策潛在影響，這一看似政府請客的免費午餐，實在難言甘之如飴。

從高速路免費到春運火車票漲價，不同陣營都談價格規律；但任何理論都應該放在約束條件之下檢驗，理性假設也面臨不同情境，否則很容易落入概念化與簡單化的窠臼。也正因此，不僅應從靜態角度看有限的社會服務如何被分配，更從動態角度分析。

靜態來看，價格機制是一種福利(服務)配置機制。漲價的好處很明顯，也就是「價高者得」，這體現了效率至上以及相對公平，但是並不一定能夠很好體現「需求最高者得」，畢竟一塊錢對於農民工以及白領，邊際效應不同；而按照需求最高者來分配有限供應量，或許公正，卻難以實施。現實中，對於不少時間成本低的人群，無論排隊還是堵在路上，未嘗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方式——中產階層眼中的「效率低下」，或者正是底層民眾的「相對公平」。

動態來看，價格規律處處通用，不僅在於調節供求關系，更在於其對於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說，價格機制更是一種資源配置機制，正常情況下，漲價可以增加對於稀缺品的更多社會資源投入，有助於提供更多更好服務。價高者得可以衡量社會最需要哪種服務。如果不存在各種扭曲(如行業準入、壟斷等)，價高者得可以有效動員社會資源、配置於增加社會最需要的服務上。然而，扭曲的現實是，由於各類行業準入、壟斷的存在，價高者得導致的後果不一定是有效供應的增加，而是「租」的增加。

更為歷史地看，中國三十年的改革，看似市場價格機制頗具規模，但是行業準入以及核心要素資源的價格機制上，仍舊有待深化推進——如果拋開這些來談產品市場的漲價與否，顯然有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之嫌。

換句話說，靜態是對當下的思考，動態則著眼未來；粗略地看，靜態主要是分蛋糕，而動態則考慮有無做大蛋糕的可能。如果價高者得既不能在分配福利層面為自己辯護，又不能在配置資源層面證明實質改進，則任何漲價萬能論都可能並不正確，而任何漲價決策也必須考慮底層民眾的被剝奪感。



進一步看，在政府掌握大部分資源的情況之下，漲價不僅是「租」，甚至是一種變相的「稅」——可叫「擁堵稅」，或者直接叫「節假稅」、「回家稅」？

常識告訴我們，凡涉及稅收，都不得不謹慎。漲價很可能效果如同「房產稅」，政府多抽一頭，就能抑制需求提供更多供給麼？極端一點如羅斯巴德的理論，稅收根本不存在中性一說，本身也是行政權力乾預市場的一種體現——那麼對於期待通過「漲價」這種變相稅收來破除價格管制，是不是以另一種政府扭曲來修正政府扭曲行為呢？

伴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放假回家的需求必然長期存在，也涉及社會大部分人群。除了效率角度，更應該從社會福利角度思考一下國慶或者春節的回家問題。從福利分配角度，如何滿足功利主義大師邊沁所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再深問一句，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回家？在親情與傳統之外，更隱含著區域經濟不均衡、戶籍制度歧視等制度化弊端，而相對較低的票價就是一種潛在補償。

這也就是當下中國的弔詭現實，高富帥與各類屌絲並存，行政之手越涉及每個領域，各種扭曲越發層層疊加，就越加牽一發而動全身，也不得不兼顧各個階層情緒——盡管不乏「一切向錢看」批判，但很多社會問題以及公共政策往往過度「政治化」，並不是只從「錢」的角度來考慮，這也就是出春運火車票乃至北京地鐵票為何難漲。民間社會已經積累太多的情緒，又缺乏合理釋放途徑，反而導致一些本應該符合經濟規律的政策無法出台，這也是自縛手腳的結果。

高速公路免費和春運漲價與否，看似兩個極端，卻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其間的萬般糾結，都在拷問相同的問題：公共政策如何符合經濟效率的同時兼顧社會公正？畢竟，每個社會的發展，都以民眾福祉的增加為最終考核標準，降低公民的相對剝削感，應該是不應忽略的指標。

回頭來看，從堵車到稅收，當中國民眾痛苦指數都居高不下之際，任何不能帶來明確動態改進的漲價行為都應慎之又慎，這不僅可能被民眾視為新一輪的盤剝，也可能實際構成一種新稅收。

換言之，當公平已被視比效率更稀缺的商品時，要不要漲價，也就不僅僅是一個效率問題，「資源總是稀缺的」已經快淪為「中國人就是多」一樣沒有說服力：當桌上的麵包都整盤端走之際，如果殘存的麵包屑也不考慮為底層留下，那麼後果很可能就不是重新分餅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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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如何破解融資難？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公開發布了《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分別從完善金融調控、優化組織體系、建設金融市場、深化金融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維護金融穩定、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7個方面，詳細闡述了「十二五」時期金融業發展和改革的重點任務。

規劃內容可謂包羅萬象，但細讀下來，此規劃中的大部分內容均在年初舉行的金融工作會議上有所提及，並沒有太多新的內容，不免令人有些失望。規劃中的兩個量化目標，目前就己經達到，2015年應該也沒有什麼難度。與人民幣國際化相關內容，雖然沒有量化目標，但目前實施已經進展頗快。

兩個毫無難度的量化指標

規劃大部分內容均為宏觀描述，涉及到的量化指標非常有限，僅有兩項，即 「十二五」時期，金融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保持在5%左右，社會融資規模保持適度增長；到「十二五」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

從這兩個指標來看，達到目標也毫無難度。一是「十二五」時期，金融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保持在5%左右。如果從歷史數據分析，便不難發現，近三年這一比重均超過了目標值5%。「十一五」初期的2006年，該指標僅為3.7%，而到「十一五」末的2010年，該指標已經上升至5.2%，提高了1.8個百分點。筆者預計，伴隨著未來更多支持金融業發展的出台以及服務業占比的不斷提高，這一比重超過5%毫無懸念。

另一個指標是到「十二五」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同樣翻看歷史數據，可以看到，這一比重在「十一五」初期的2006年為5.5%，而在「十一五」末的2010年便已經達到了12.5，去年該比重達到為14.1%，今年8月，這一比重便高達22.5%。可見，伴隨著對債券市場以及股票市場的大力推廣，近年來，企業的間接融資比重已有所降低。因此，這一比重目標也很容易滿足，並無太大指導意義。

真正值得註意的是，伴隨著直接融資的逐年擴大，將直接融資目標列入規劃，實際上顯示了央行將社會融資總量指標進一步提升了高度。畢竟考察社會融資總量比早前只看重貸款指標，有利於央行更好的進行流動性管理以及執行宏觀審慎政策。

人民幣國際化實踐發展快於規劃

對於人民幣國際化這一備受關註的話題，規劃也並未有太多創新之處，也沒有給出市場期待的具體時間表。但從實踐方面，不難發現，2012年關於資本項目開放、利率市場化以及匯率市場化等方面的改革頻出，已經遠遠的走在了規劃的前列。

正如筆者早前曾在FT中文網專欄中所提，人民幣國際化並非僅僅意味著人民幣跨境結算，因為這只是實現國際化過程中一個必經之路而非最終目標。人民幣國際化包含著兩大重要含義、即基本可兌換性以及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一員。在這樣的定義下，人民幣國際化包括四個有機構成部分，即資本賬戶管制逐步放開、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立、匯率體制改革與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這四個支柱不應單一來看，或者用先後順序來區分，而是應該循序漸進、同時並舉。

資本項目開放方面，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要進一步放寬跨境資本流動限制，健全資本流出流入均衡管理體制，完善對外債權債務管理，穩妥有序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並明確指出未來要「促進直接投資便利化」、「提高證券投資可兌換程度」、「便利跨境融資」、「擴大個人用匯自主權」，有利於加快資本項目開放步伐。實際上，近期關於珠海橫琴和深圳前海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先行試驗，便是加速資本項目開放的積極探索。

利率市場化改革方面，規劃表示，按照條件成熟程度，通過放開替代性金融產品價格等途徑，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而從實踐來看，央行6、7月已經兩次進行了利率市場化的嘗試。6月7日，央行宣佈，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將貸款利率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8倍。而7月8日，央行鞏固了早前成果，宣佈將貸款基準利率的下浮區間擴大到基準利率的0.7倍。經過最近兩次利率浮動區間調整，貸款利率市場化已經接近完成。而規劃表示，要建立健全存款保險制度，加快存款保險立法進程，也意味著存款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將會加快。

匯率改革方面顯然也在提速。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要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雖然表述與以往未見不同，但實踐方面，2012年匯率改革推行卻成效顯著。例如，4月中國人民銀行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五擴大至百分之一，作為擴大匯率浮動幅度的配套安排，外匯操作方式也作出適應性調整，大幅減少了外匯乾預。而從6月起，人民幣和日元實現直接交易，意味著以往人民幣匯率全部或部分「錨定」美元的匯率定價機制將發生實質性變化，人民幣匯率的「獨立性」將得到加強。

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方面，規劃明確指出，要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實踐方面，也有諸多措施有條不紊的推出，例如，在人民幣存款、人民幣債券和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之後，香港交易所進一步推出以人民幣交易為核心的衍生產品，表明人民幣國際化已經逐漸走向深入。數據顯示，2011年經香港進行的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達1.9萬億元，是2010年5倍多；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人民幣存款為5577億元，加之同月內發行的存款證餘額1261億元，總計6838億元，香港地區離岸人民幣存款已占該地區銀行存款總額的9.5%。總之，隨著內地與香港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作用正在加強。

這樣看來，雖然規劃並未對人民幣國際化提出更多的理論創新，但在實踐方面，諸多領域已經走在了規劃的前列。未來需要註意的是，如何防範相關風險，特別是在海內外經濟動盪之時，如何防止短期資本迅速流出給中國經濟及宏觀政策帶來的挑戰至關重要。



解決融資難還需金融改革

當前中國經濟下滑明顯超出預期。二季度GDP已回落至7.6%，低於一季度0.5個百分點，創下了三年以來的新低。進入三季度，7、8月公佈的經濟數據依然沒有好轉，除消費基本保持穩定外，房地產、基礎建設兩大支柱雙雙下滑，帶動固定資產投資繼續走低。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工業生產增速下滑至9%以下，創下了2009年5月以來的最低值。悲觀數據或意味著三季度經濟增長數據將低於二季度，早前市場對三季度經濟觸底回升的期待恐將落空。

實際上，硬著陸風險早已引起了決策層的擔憂。自5月溫家寶總理提出穩增長以來，發改委項目審批的規模便空前加大。進入9月，發改委更是接連數日委集中批復大批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但是，從效果來看，投資政策顯然沒有取得穩增長成效，主要缺陷在於缺少諸多投資項目仍然缺少信貸政策的配合。

央行數據顯示，8月新增貸款大幅提升至7039億元，中長期貸款比例亦有所提高。但這並非顯示投資提速，相反，如果仔細查看分項，便可以發現，8月中長期貸款比例回升主要源於房地成交量回升帶動居民按揭貸款增加，而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門的中長期貸款的增加則較少，其占新增貸款比例反而出現下降，且回落至17.1%，已經明顯低於2008-2009年金融危機之時。這也就意味著當前投資意願仍舊不足，信貸對投資的支持仍舊不多。如此來看，未來要想發揮投資出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還需要進一步加大資金方面的支持。

而從長遠來看，諸多方面的金融改革或為企業融資紓困。正如前文指出，中國人民銀行便發布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提及了多方改革內容。雖然規劃中大部分內容早已在學界達成共識，且在年初舉行的金融工作會議上已有所提及，但如果「十二五」期間，能夠切實落實規劃，讓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便有利於為中小企業以及地方融資平臺提供新的融資渠道，對穩增長亦有利。

首先，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便是解困中小企業的重要方式。正如筆者在早前專欄文章中所提，從根本來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源於早前利率市場化程度有限，銀行缺少資金定價自主權，便自然喪失了對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的動力。

值得肯定的是，今年利率市場化進程已有重大進展。經過了6、7月央行先後兩次降息，金融機構的存款利率浮動上限已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貸款利率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7倍，貸款利率市場化接近完成。而未來如能加快建立健全存款保險制度，便有助於完成利率市場化最後一步——存款利率市場化。

其次，發展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可為中小企業與融資平臺提供新的融資途徑。市場對於為融資平臺抒困一直存在諸多爭議，畢竟上一輪「四萬億」刺激政策推出後，名為「四萬億」，在銀行貸款的拉動下，地方融資平臺不斷擴張，最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超過十萬億。銀行與地方政府隱形債務積聚上升是前一輪經濟刺激留下的教訓，新一輪政策刺激下，不應讓銀行繼續承當準財政的職能，積極發展債券市場是個重要途徑。

再有，鼓勵發放「點心債」，有助於企業海外融資，也會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過去兩年半以來，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已經得到了較大提升，香港"點心債"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累計發行在外債券的規模從人民幣30億元擴大到人民幣3，230億元。而離岸人民幣產品的極大豐富，如人民幣存款、人民幣債券、人民幣衍生產品等，均加速了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

考慮到今年資本項目開放、利率市場化以及匯率市場化等方面的改革頻出，人民幣國際化雖然沒有時間表，但已經遠遠的走在了規劃的前列。

總之，筆者認為，當前經濟下行風險加大之下，緩解企業融資困境，恢復經濟微觀主體活力至關重要。而要到達這一目標，推動多項金融改革進程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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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應叫停生物燃料生產

美國玉米作物正受到50年來最嚴重旱情的巨大破壞，使國際糧食總體供應情況受到了重大影響。

當前形勢提醒我們，即使是最發達的農業體系也無法擺脫天氣無常的影響，這不僅會導致國內市場供給和價格波動，還會波及國際市場。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現象更使情況雪上加霜。

人們原本預料，今年美國玉米產量將打破歷史最高紀錄。事實證明這種觀點過於樂觀了。根據聯邦法令，歉收的玉米中，相當大一部分將被用於生產生物燃料，因而進入糧食和飼料市場的玉米就更少了。

近期玉米價格已經超過了2008年和2011年的峰值，單是7月份就上漲了23%。而小麥價格則追隨玉米價格上漲。美國畜牧業已經感受到了價格上漲的沖擊。

媒體已經開始談論出現糧食危機的可能性，這一點都不令人驚訝。是否會發生糧食危機不僅取決於旱情持續時間有多長、對農作物的傷害有多大，也取決於其影響向其他市場擴散的程度，以及是否會有後續供給沖擊、各國如何應對價格波動。

2007-08年，各國政府的反應無序混亂，這往往加劇了國際價格上漲，其效果如同實施出口限制措施一樣。但這些措施通常會引發搶購和囤積行為，達不到有效穩定國內價格的目標。

考慮到上述種種，政府應該謹慎行事，尤其是高價並不一定產生負面效果。未來幾個月，只有生產者價格足夠誘人，才能吸引人們擴大種植——這是目前亟需的——尤其是在南半球。



我們將呼籲一些國家的政府採取多項措施，緩解當前局勢對最窮消費者的沖擊，例如以補貼價格定向分配糧食，增加對根莖、塊莖和豆類等非大宗商品類作物的依賴，以及幫助小規模種植者取得更優質的種子和其他基本的投入品。從長遠來看，應當採取增加當地產量、提高自給自足水平的策略。

幸運的是，2012年大米供應充足，價格穩定，但米價也可能因為其他谷類價格的上漲而走高。2007-08年，大米市場並不短缺，但價格卻出現大幅上漲。透明度不高、進口國與出口國未經協調的單邊行動，以及媒體的報道，都產生了催生恐慌的效果。

隨著全球穀物價格攀升，糧食、飼料和燃料行業對玉米、糖和油籽等作物的爭奪可能升級。暫時停止關於生物燃料的法令或者降低其執行力度，是緩解部分緊張的一個辦法。目前，2012年美國這一可再生能源的產量據報道已達到152億加侖，消耗的玉米約為1.219億噸，占到美國玉米總產量的40%。立即暫停執行上述聯邦法令，將為市場提供一定的喘息空間，讓更多的玉米流向糧食和飼料用途。

在經受了美國旱情的影響之後，全球市場已無力再承受供應方面任何的進一步沖擊。盡管當前形勢不確定，而且如果惡劣的天氣狀況持續的話，形勢可能還會惡化，但目前尚未出現危機。與2007-08年相比，目前各國與聯合國(UN)更有把握應對高糧價，這是因為聯合國啟動了能夠促進各國政策反應協調水平的農產品市場信息系統(Agricultural Market Information System)。

然而，風險仍然很高，在應對當前局勢過程中，如果方法不當也可能釀成危機。至關重要的是，無論是出口國還是進口國，任何單方面的政策反應都應避免加劇局勢的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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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情緒蔓延全球

政客開始迎合納稅人的愛國主義情緒從來不是一個好的信號。為支持法國政府近期將最高一級個人所得稅率提升至75%的決定，該國財長皮埃爾‧莫斯科維奇(Pierre Moscovici)向《世界報》(Le Monde)表示：「這不是一個懲罰措施，而是一個愛國舉措。」他解釋稱，富裕階層正被賦予為解決法國財政問題做出「特殊貢獻」的機會。我相信富人對此一定非常感激。



目前法國政府無疑面臨著巨大風險，因其將國內稅率提升至遠高於鄰國的水平。但將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cois Hollande)政府描繪為過時的社會主義恐龍則是個錯誤。事實上，新一屆法國政府走在了一股國際新趨勢的最前沿：全球範圍內對富裕階層的敵意正在重塑從歐洲、美國到中國的政治局勢。

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提議鋪開紅地毯歡迎因為高稅率而逃離法國之人。但即使在現行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僅為45%的英國，也出現了針對富裕階層的新的敵對情緒。目前就連保守黨政客都不敢站出來為銀行家的高薪辯護。

而在美國，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將對「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增稅作為競選綱領之一。參照法國的標準來看，奧巴馬希望施行的增稅幅度簡直小得可笑。奧巴馬僅僅希望將最高一級個人所得稅率從35%提升至39.6%，同時增加對資本利得以及股息收入的徵稅力度。

但奧巴馬的一些策略和奧朗德在法國取得成功的競選活動頗為相似。法國社會黨抓住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浮華」的生活方式以及結交超級富豪這兩點大做文章。與之一脈相通的是，奧巴馬在競選活動中攻擊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是逃稅的「1%」富人階層的代表，並嘲諷羅姆尼妻子擁有盛裝舞步賽馬。這些做法聽起來有些冒險，因為美國人有仰慕富人而非嫉妒他們的傳統。但投票結果顯示奧巴馬的戰術贏得了選民支持。美國民眾以64%比33%的懸殊差距支持對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家庭增稅。

富人階層與其他社會群體間的隔閡不僅在西方屬於政治敏感話題。在當前中國政治中，有錢與有權階層的生活方式同樣是最為敏感而危險的話題。近期彭博通訊社(Bloomberg News)的網站在中國遭到屏蔽。該網站發表了一篇有關中國即將上臺的新一屆國家主席習近平家族財富的文章。屏蔽網站很明顯是對這一行為的懲罰。



在幾周前的一起事件中，啟東市因污染問題引發騷亂的形勢急轉直下，示威人群要求獲知當地市委書記所穿服裝是什麼品牌。BBC的報道稱：「據稱當示威者發現是一個昂貴的意大利品牌時，他們將市委書記的衣服剝至腰間。」。

為什麼會發生上述事件？《經濟學人》雜志(The Economist)的詹尼‧明頓‧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公民，目前生活在富人階層與其他社會群體間的差距較上一代顯著擴大的國家中。」這一趨勢在西方最為顯著。貝多斯指出，在美國，「最富裕1%人群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由上世紀70年代的8%增長至2007年的24%，增了兩倍」。

這種財富轉移最終很可能引發政治反抗。「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就是觸發反抗的導火索，因其增大了普通人維持生活水平的壓力，同時暴露出統治階層的不當行徑。從奧巴馬到奧朗德的西方政治家都在試圖控制並疏導這種新出現的社會情緒。在受「大衰退」影響較小的亞洲地區，其他因素可能在發揮影響。互聯網以及微博的興起使得信息傳播更加容易，也更易於激起民眾對勞苦大眾與超級富豪之間巨大鴻溝的憤慨情緒。

如果這種新的社會情緒鞏固下來，將可能標志著一個以低稅率、寬松監管以及貧富差距加大為特徵的時代的結束。該時代始於上世紀70年代晚期，在西方以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掌權為標志，在中國則以鄧小平當政為標志。當撒切爾夫人於1979年出任首相時，英國最高一級個人所得稅率為83%，而她將其先降至60%，隨後降至40%，直到金融危機爆發前一直保持在該水平。而當里根上任時，美國最高一級個人所得稅率為70%。他將其先降至50%，最終下調至28%。在中國，鄧小平抓住了時代精神的脈絡，指出「致富光榮」。

如今一股新的全球趨勢已經開始發揮影響。在中國，政治領袖們迴避直接贊美財富。而在西方國家，資金緊缺的政客們則急於對近來變得不受歡迎的富人階層增稅。關鍵問題是，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增稅是否仍然可行。正如卡梅倫有關紅地毯的不當言辭所展現的，任何政府如果增稅幅度過大、速度過快，則將產生引發資本與商業外逃的風險。超級富豪們非常靈活並且消息靈通。

然而，小康階層可能難以逃脫西方國家普遍推行的增稅大潮。1979年被撒切爾擊敗下臺的前英國首相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富有前瞻性地指出：「總有一些時候，也許每過30年，政治形勢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撒切爾和里根時代開始約30年後，一輪新的巨變正降臨在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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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乾旱發出的信號

美國遭遇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最嚴重乾旱，這進一步表明，我們正處於一場全球糧食危機之中。在2007年至2008年期間，由於大宗商品價格飆升，20多個國家出現暴動。在短暫停歇之後，最近幾個月，玉米和大豆價格升至空前高位。我認為這表明我們無法以可持續的方式養活世界人口——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100億。我們這些不惜代價追求經濟增長的「牛仔資本家」(cowboy capitalists)是否即將全速走向災難？

糧食價格的上漲有三點主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對肉類的需求消耗了大量的玉米和大豆——1磅重的牛肉需要30磅的穀物，1磅的豬肉需要12磅的大豆。中國大豆需求每年增長10%，這徹底改變了西半球的農業格局，導致大豆種植面積現在超過小麥。第二，全球人口繼續快速增長。第三，天氣變得更不利於農業，出現嚴重乾旱、洪水和熱浪的頻率大大提高。

聯合國(UN)預計，未來40年，全球將有能力將糧食產量擴大60%。盡管人們沒有就具體數字達成共識，但根據學術文獻，到2050年，糧食產量至少需要增加70%。另外，我認為，鑒於農業領域存在眾多問題，聯合國的這一預測極不可能實現。

舉幾個例子：全球礦物肥料——鉀肥和磷肥正日趨耗盡；耐化學細菌和病原體在增加；石油和化肥等農業投入成本趨於上升。每英畝農田穀物生產率的增速在放緩，發達國家的化肥邊際生產率已經接近於零。同時，緩慢上升的氣溫正在限制產出。今年的天氣結果顯示，之前對於乾旱和洪水負面影響的估計被嚴重低估。

如果我們是經濟學理論中的「經濟人」，消息靈通、理性而又廉潔，那麼我們所有的食品和資源問題很容易就可以解決。對未來結果的大多數估計也是基於這一假設。但真實情況並不是這樣。

不幸的是，我們往往容易被既得利益左右，我們總是熱衷於好消息，不願聽到壞消息。我們比想象中更加短淺目光，也太容易腐化墮落。在保護資源、改善農業技術、減少肉類食用與浪費(從種植到吃進嘴中的整個過程中，浪費的量在所有食物中占到了30%到40%)方面，我們的行動往往過於緩慢而起不到作用。我們的行為不必要地推高了價格，無意之間也將在貧窮國家導致營養不良現象和嚴重飢荒。



最終市場價格可能會改變這種行為，但起初它們傳遞給富裕國家的信號將會過於微弱，無法促使他們採取行動，而貧窮國家已經在這個過程中被擠出了市場。給一輛SUV加滿玉米乙醇所耗費的卡路里就足以養活一個埃及農民一整年，從中就可以看出我們現時的冷漠。

在埃及等發展中國家，很多人在食品方面的花費占其收入的40%，但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平均大約為10%。食品和能源價格是近期中東地區動亂的一個因素。如果穀物價格像2008年後那樣再次翻番，西方人會被激怒，而較貧窮國家則可能會出現進一步的社會動盪。

中國政府似乎是唯一能夠理解資源和食品短缺潛在後果的政府。相比之下，美國似乎為自己處於農業堡壘中這種隔絕的狀態而自滿。

北美人均水資源是中國的7倍，人均耕地面積是中國的10倍(同時還有很多肥料和碳氫化合物)。北美覺得自己不會受到影響，因此行動會很緩慢，認為這些問題是其他國家才應該擔心的。盡管如此，中國的焦慮和不斷增長的力量不久就將迫使美國去解決這個世界的核心問題。今年夏天的旱情本應該起到一種警示作用，但實際上或許並沒有起到這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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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降息發出什麼信號？

中國經濟一直是一個棘手的課題。評估一個擁有10多億人口的實體經濟的狀況並不容易。周四，中國央行宣佈下調利率。這是不到一個月來的第二次降息。基準貸款利率的下調幅度超出存款利率降幅，而且各銀行將擁有以相對於基準利率的更大折扣發放貸款的選擇權。此舉意在提振放貸，原則上對大宗商品投資者應當是利好消息。

但現實是，今年大宗商品和機械需求與最終用途關系不大。今年頭五個月，中國的銅進口飆升逾一半，鋼材需求也保持強勁。然而工業產出增長放緩至僅僅10%。就在消費增長趨緩之際，大豆進口表現強勁。這兩個趨勢的原因都在於，任何具有貨幣價值、可以儲存的東西，都被用作抵押品來申請貸款。然後，交易商將資金輸入影子銀行體系進行短期放貸，以求獲得更高的回報。



中聯重科(Zoomlion)和三一重工(Sany Heavy)等工程機械製造商已感受到這些趨勢的影響。盡管固定資產投資放緩，但它們的銷售仍在飆升。現金拮據的客戶需要拿到機器，以便將其用作抵押品來申請貸款，而他們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維持企業運轉。投行傑富瑞(Jefferies)指出，今年首季度中聯重科(依靠提供信貸)銷售的機器中，有一半從未開動過。

對短期融資的需求也體現於正式放貸的構成。總體貸款需求並未下降，但重心已轉向短期借款。工業界正將短期資金用於滾轉債務和提供營運資本，而非生產性的投資。這種做法是不可持續的。

隨著利率降低、正式銀行體系的貸款更易於獲得，中國大宗商品套利交易的吸引力正在減弱。中國大宗商品需求的特殊性意味著，放鬆貨幣政策永遠不會是一個買入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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