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賤民」之驕傲

「來，中國人，喝一杯蘇格蘭的威士忌」，他喊道，臉通紅，滿是醉意。

我到來時，這小酒館的二樓已擠滿了面紅耳熱、東倒西歪的青年人，盤中的秋刀魚、牆上的日本老電影海報，都如歷史的風乾物。

我喜歡這家小店，它的裝修與名字都透著股台灣式的波西米亞。當年，臺北的學生運動者與黨外人士出沒其中，在台啤與清酒的助興下大聲咒罵、密謀顛覆。昔日的革命者仍在到來，帶著半是重溫往日激越，半是頹唐的意興——民主成功了，卻與他們期待的不太相同。小酒館成了另類的博物館，是瞭解台灣民主歷程的必經一站。

人群中的吳睿人散發著特別的活力，酒精讓他更放鬆，神情更為恣意。這是他五十歲生日，前來助興大多是他的學生，仿佛他仍是那個代聯會主席。過去幾年中，他在青年中的受歡迎度節節上升，成了一場新情緒與新運動中導師式的人物。

這因2008年末的學生運動而起。馬英九政府在陳雲林來台時的高壓措施，令沉寂了多年的學生運動再度爆發，一些對現實政治與社會不滿的學生占領了當年的「野百合」一代的自由廣場，自稱「野草莓」的一代——既然社會認定他們像「草莓」一樣錶面光鮮、卻一碰即爛，禁不起任何挫折，他們就要用行動展現出某種「野性」。

不少「野百合」世代的人物以過來人的方式向新一代人提供鼓勵，但沒人比吳睿人更能抓住現場的情緒。

「有一種奇妙的想像在蔓延，擁抱我們破碎的島，受傷的島」，他的語言滿是詩意與悲情，是一串接一串的排比，並不吝把所有贊揚與希望都給予這些青年人——「黑色的野草莓悄悄從土地深處長出、蔓生，以一種溫柔的堅定，擁抱我們破碎的島、受傷的島。讓野草莓團結我們吧。」或許看起來，這言辭不過是空洞的抒情，但倘若你在現場、在影像上看到，則很難不被它打動。吳睿人迷人嗓音與誠摯而熱忱的表情，讓這空洞的抒情變成了劇場式的感染力。這讓人不禁想起朋友對他昔日的評價——這是很好的宣傳，卻不是知識的批判。

此後，他越來越頻繁地捲入了各種青年人組織的討論會，分享他對於台灣政治、民族主義的看法，他的英俊、抒情、不無表演式的真誠，輕易地俘虜了很多青年人的心。這多少有些意外的成功，似乎是對他人生的小小補償。他總是錯過歷史現場，他塵封已久的才能得到少許釋放。

當他在2003年完成了耗人的博士論文回到台灣，重要的故事似乎都已完成。誰也未曾料到國民黨政權竟這樣容易地結束，昔日的戰友則已紛紛成為新的掌權者。輕易的勝利常蘊涵著新的危機，他們又迅速被權力腐蝕。誰也未曾料到，陳水扁與他的幕僚們不僅沒把台灣帶入一個新時代，反而陷入了新的困境。

「讓我們回到臺大研究圖書館旁的草坪上，追憶陳文成博士對祖國台灣懷抱的夢想。讓我們回到義光教會的地下室，感受林家祖孫對生活，對陽光的深刻眷戀...那麼我們就會有力量，有決心，要把民主運動從頭做起。」吳睿人在2006年的夏天這樣講道，他與一群學者發起了「7‧15宣言」，抗議陳水扁政府的政治與道德墮落。在發言中，他檢討了自己這一代人的失誤，他們誤以為歷史在1996年首次總統大選中就終結，他們可以回歸正常，卻忘記了政治生活需要不斷的監督與檢討。他還援引蔣渭水在1920年代的主張——台灣人解放運動不僅是政治運動，也是台灣人「作為人的人格」的道德與文化運動。因此，他提出「進步本土」與「轉型正義」的概念，期望用此來激勵政治與社會改造。

這學者氣的宣言，很容易消散在紛亂的媒體泡沫中。懷著鄉愁歸來的吳睿人，或許發現自己變成了永遠的異鄉人，他的情懷與思考，在現實台灣無處安放，唯有青春與記憶給人安慰。

小酒館里太吵了，我們什麼正經話也沒說，只連乾了幾杯。這威士忌讓我想起蘇格蘭的冷峻天氣與熱烈的獨立情緒，它與秋刀魚的滋味形成一種奇妙的混合。

他的學生遞給我一本由學生社團編輯的雜誌，主題是史明。在封面的黑白照片上，這個常年的流亡者表情焦灼、銀發飄散、鬍子花白，手舉麥克風，不知正在講什麼。一種「先知」式的味道從紙面上飄散而出，就像《指環王》中的甘道夫。

當年震撼了吳睿人的異端人物，又傳到了新一代人手中，它不再有觸碰禁忌的恐懼與快感，卻有一種新的陌生。於是，當年的禁書偷讀者，變成了新的橋梁。翻到第28頁時，看到吳睿人的文章，題目「啟式與召喚」，「他們需要一個伊迪帕斯來向他們解釋他們一無所知的自己的謎，向他們教導他們所不瞭解的他們的語言和行為的意義」。這是再典型不過的吳睿人風格，充滿了故作神秘的思想與詩意。歷史以這樣的方式傳遞下來，從臺大醫學院頂樓的復印本到此刻的紀念專號，史明期待的目標尚未實現，它仍激發起新一代人。

二

第二天，我前往中央研究院拜訪吳睿人。位於南港的中研院像是臺北城的一塊飛地，充滿異鄉式的不合時宜，似乎在整個臺北沉浸於那忙碌、淺薄、即興的歡愉時，只有這裡還堅守著那個龐大、厚重的中國傳統與思想世界。它也是個混雜的世界，土地廟與胡適博物館並存其中。上次來時，我見到了湘音濃重的張朋園，他是研究辛亥革命的權威，說起目睹胡適猝亡的那一刻，也見到了中氣十足、一口標準普通話的哲學家錢永祥，他曾是1971年「保釣運動」乾將，「臺大哲學系事件」的受害者，如今不斷哀嘆這個島嶼在思想上的墮落——「它的眼界只能看到肚臍眼這麼大」...

吳睿人的辦公室在一座雙子塔式大樓里，土地公公就在它的腳下。他是台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這是個年輕的研究所，直到1986年才宣告成立，它的重要性隨著台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陡然增強，在被大中華意識壓抑了多年之後，台灣意識迅速的生長。

他的辦公室擁擠卻雅緻，堆滿了書，牆上懸掛了一張日治時代的黑白照片，我們坐下來喝烏龍茶，唱機傳出的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這正是他當年在芝加哥翻譯《想像的共同體》時的背景音樂之一。

單獨相處時，他的態度更為誠懇，交談也更顯迷人，聲音一頓一挫、充滿節奏感。似乎沒有他人的註視，他可暫時收起姿態。他先是為昨天的失禮抱歉，不該用半玩笑的口氣叫我「中國人」，似有某種敵對的意味。是啊，在臺北，人們用「中國人」，在香港人，人們用「強國人」，來表明自己與共產黨中國的不同。

他說起緩慢、充滿日本風格的桃園鎮，他的那個英俊、受挫、耽於醇酒美婦的伯父，臺北的師大附中里的青春，七等生與赫爾曼‧赫塞，是他最愛的兩位作家。

如那個時代很多不安分的靈魂一樣，文學是他的逃避煩悶、尋找自我的主要途徑。前者那壓抑、疏離的喃喃自語，恰似那個曖昧、沉悶時代的象徵，後者對青春與成長的著迷，能擊中每個少年的心。他日後對德國浪漫主義的興趣，想必也是那個時刻埋下的種子。我明白了他那常滑向濫情的語調是從何而來，在很大程度上，他仍是個「我愛黑眼珠」的「彷徨少年」。這樣一個敏感的文學少年變成了學生活動家，再變成一個精神的流亡者，又成了民族主義的闡述者，最後他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導師——用言辭鼓舞新的行動者...在這一連串角色中，文學特質始終沒有離去，它帶來了巨大的魅力，也成為了某種障礙，文學迥異於行動，當熱情被保留、被延滯，它才有更有魅力，才能化作動人的文學特質，它是反行動的。

他註定是個渴望中心的邊緣者，即使他身在故鄉、身在台灣最權威的學術機構。他抱怨台灣社會的墮落、政治與文化上的普遍平庸，他回憶起1995年隨林義雄競選時，主題竟是托克維爾論的政治精神，如今想來，這是多麼可愛又可笑的理想主義。他也說起「公共知識分子」的泛濫，這也是知識與思想廉價的象徵。他也對日常生活感到壓抑感。「我想搞醜聞」，他稍嫌誇張的說。是啊，他本是赫爾曼‧黑塞筆下的哥爾德蒙，卻被迫成為納爾齊斯，用經院的理性來馴服他過分的激情。



三

即使對他的戲劇化表達有了充分的準備，當我聽到他用「賤民」來形容台灣時，仍吃了一驚。這說法來自幾年前那篇《賤民宣言》的文章。在其中，他流露出極端的絕望，台灣缺乏力量改變現狀，它唯有通過自身的悲劇來提供某種道德啟發，而台灣惟有在這種痛苦與絕望中，才能獲得意義與新生，用自身的悲劇來映照出籠罩在它上方的帝國的黑暗。這帝國曾是清王朝、日本帝國、美利堅，如今是再度崛起的中國。

詛咒當下，是浪漫主義者的一貫方式。在一切被詛咒的對象中，最令人吳睿人不安的仍是台灣的在國際格局中的現狀，它的「賤民」地位。台灣也與他的個人處境緊密相關，知識生產逃離不了政治權力的影響。他一心想把台灣送到世界知識的版圖上，但倘若台灣無法回到世界政治版圖，他的努力該是多麼困難。對他來說，中國代表「令人喘不過氣的沉重」。「我們必須比中國學者更努力幾倍，才能讓別人聽到我們的聲音」，他提起常被忽略的台灣學者身份，「我花很大力氣大勝吵，講出自己的名字與認同，讓你稍微尊重我的存在後，我們再開始聊」。他引用薩義德自勉——我要用我一生來證明巴勒斯坦的存在。於是，他一邊批評台灣社會的淺薄時，一面又強調台灣所積累起的知識上、思想上的反思，中國不該小看，它不純粹是民主與市場這一套，它有更深的東西。他也不斷的重復「馴服又不太馴服的台灣人」的說法。但不管怎麼自辯，他仍覺得一種被邊緣化的惶恐與不滿。

「我們都說蔣渭水的鬥爭精神，但他也是很絕望的「，他把這個時代與蔣渭水時代相比。在蔣渭水的最後幾年，台灣經濟起飛、教育與文化也不斷發展，昭和時代日本國內政治日趨保守，帝國體制在台灣日益鞏固了，台灣獨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而如今，台灣則處於一種新的固化結構中，動彈不得。在東北亞區，中國民族主義日益強大、它要收復台灣，日本仍是美國附庸，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只能依附於美國，來對抗中國日益強大的中國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獨立變得日益困難，它只能變成國際格局中的「賤民」。

我聽著他這些詩化、常過分自溺的談話，多少有點意外。大陸正洋溢著「台灣熱」，人們被臺北雅緻、悠閑的日常生活吸引，嚮往於這個島嶼的民主試驗，而作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研究者，他卻在訴說一個世紀來的羞辱，對中國的抗拒。是否作為一個「帝國「來客，我從未試圖去理解他人痛苦與感受。

他的表達不無誇張，卻又無比真實。那種經濟紐帶可能帶來淺層的融合與依賴，但一個社會深層的焦慮與恐懼，被壓抑的自尊，隨時可能轉變成巨大的歷史力量，推翻之前所有的暫時的平靜。19世紀來的民族主義浪潮，不斷的印證了這一點，此刻的台灣，仍處於這股浪潮中。不管是北京政權還是普通的大陸人，倘若真的希望理解兩岸的症結，就必須傾聽到這些焦慮與不安。

四

再見到吳睿人，是在一個朋友的婚禮上。他在人群中不無孤傲的坐在那裡，我想上去和他說話，卻一時不知如何開口。

我想起他不久前的那場轟動一時的演講。在一場反對媒體壟斷的集會上，在很多人看來，台灣媒體正有被中國的紅色資本吞噬的危險。

他煽動性十足地對著青年人說「我們台灣青年要搞一輩子的運動」。他的談話充滿了取悅的願望，讓我想起了他在將近30年前所說「新民粹主義「。他這一代是要反抗黨國的政治壓力，而新一代要擺脫消費與娛樂的世界，他們通過互聯網、facebook聯結成新的力量，從溫室中走出，體驗到政治、街頭與權力。

幾個月後，我讀到一位左翼學者對他的批判，把他比成《唐倩的喜劇》中的人物，是知識上曇花一現的表演者，他沉溺與「政治的、道德的、美學」想像，把政治美學化與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它構成吸引力，更有危險的誘惑，這完全是非學者式的，無法具體分析問題。

這批評或許有道理。但自始至終，吳睿人對我總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我總記得他為《想像的共同體》所寫導讀中的一句：「對他(安德森)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經出現的民族認同都是歷史的產物，惟有通過客觀理解每一個獨特的民族認同(包括自我的認同與『他者』的認同)形成的歷史過程與機制，才可能真正擺脫傲慢偏執的民族中心主義，從而尋求不同的『想像的共同體』的共存之道。」。

吳睿人的個人經驗與思考，正是幫助我這「帝國來客」擺脫中國這自我中心的解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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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與經濟周期

中國的經濟波動，一直有一個怪圈，叫做「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說的是政府的緊縮之手一放開，經濟就會充滿活力，生產力好像從地縫、牆角里鑽出來，然後就會「出問題」，比如「投資膨脹」，「重復建設」，「惡性競爭」，通脹也會跟著起來，引發又一輪收縮，周而復始，循環下去。這一規律早就已經被總結出來，近年來依然適用。

在「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中，砍投資是首要的「收」的措施。居民消費本來就長得不快，而且通脹之下民生本來就是問題；壓縮政府消費傷筋動骨，需要政治家的智慧與勇氣；出口由國外需求決定，調控起來沒那麼直接和容易。剩下的就是投資了，而且投資在GDP中的占比大，就像一塊肥肥的唐僧肉，看起來好下口。

投資也是GDP中波動最大的一塊，繁榮的時候上得快，調控的時候砍得凶。經濟上升時往往伴隨著投資的快速增加，而且各地競爭，項目爭相上馬，唯恐比別人落後了。而且，在各地從銀行挖貸款的積極努力下，信貸往往也很配合，貨幣供應快速上升，導致短期內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引發通脹。至少從經濟波動的成分看起來，經濟周期就是「投資周期」。

投資中很大的一塊是基礎設施投資，也是政府能夠「砍」的重要對象，因為這一塊是政府主導的。相對來說，對於非基礎設施投資的調控要間接很多。進一步，正因為基建大都是政府主導的，而且存在一些質量、效率問題，在緊縮聲音漸起時，受到的批評也更多。批評政府投資是可以的，而且很容易，因為批評企業投資會直面企業的質詢：你怎麼知道我這個項目不該投？你比我更瞭解我的企業？何況私營企業家對自己的投資負責的。

其實，對於基建的批評由來已久，絕非近年來的新發明。早在1988年，在4月的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作了《關於物價、教育、社會風氣問題》的發言，其中嚴厲批評基建規模過大，引起能源、交通、原材料、外匯的緊張，引發通貨膨脹，建議「在五年之內除能源交通和已經上馬的基本建設之外，其他基建投資系統統統停止五年。」還有一個流傳的版本，把上述建議簡化為「三年不投資」，真假不得而知。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番發言起了作用，1989、1990兩年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8.7%和4.5%，遠低於改革30年以來平均24%的增速，直接導致那兩年的經濟也很蕭條，GDP增速分別只有4.1%和3.8%，遠低於30年來的接近10％的平均水平，為改革開放以來之最低，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走出那一輪蕭條。回顧那段緊縮歷史，今人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1988年的基礎設施絕對沒有過剩，而且極度短缺。今天認為中國基礎設施已經足夠的人，面對不到發達國家十分之一的收入水平，平均不到三分之一的公路、鐵路道路密度，以及嚴重的擁堵，應該重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很怪很怪的怪圈：宏觀收縮時，產業投資不景氣，如果再砍基礎設施投資，經濟下行必將放大，經濟波動也會放大，這與政府經濟調控的反周期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本來應該是實行積極的政策，對抗經濟下行的。



問題出在中國的經濟周期的根源上：一般的經濟周期分析中，假定經濟下行的根源是外在沖擊，政府採取政策對抗經濟下行；而中國的經濟周期，恰恰來源於政府主動的宏觀調控。這時政府再想對抗經濟下行，就好像是一隻手按下了瓢，另一隻手又想把它托起來，陷入左右互搏，無所適從的尷尬局面。

其實解法不是沒有。上文提到，經濟過熱往往是因為信貸供給增加過快，引發通貨膨脹，治理通脹，完全可以用貨幣政策，畢竟通貨膨脹終究是一個貨幣現象。同時，為了對抗經濟下行，還是可以採取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比如減稅，再比如增加財政支出。財政支出分為消費性和投資性，倘若不增加政府消費，就是增加政府投資，比如國防、教育、基礎設施，往哪裡投我都不反對。考慮到中國基礎設施總量依然十分落後，不僅嚴重影響居民生活，也會影響未來長期經濟增長，不妨未雨綢繆，增加基礎設施投資。

今年的情況是，不但貨幣政策緊，財政政策也跟著緊，加上出口也不景氣，導致經濟很冷，一些企業的日子不好過。表現在數據上，GDP增速很低，而且PPI已經連續半年負增長，企業利潤大幅下滑，經濟自主收縮風險增大。在這種情況下，林毅夫教授建言應該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對抗經濟下行，筆者是很贊同的，也曾寫小文闡述基礎設施與生產率，通脹，民生，長期增長潛力等方面的關系。

如此重大的事情，在如此復雜的關口，不同意見當然有的。尤其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裡面，一些質量、效率、腐敗的問題總是存在，讓人不由得不感到憤怒。然而，冷靜下來之後需要釐清的是，我們是否應該因為出了一些問題就停止建設，或者是等官員都廉潔了、法治健全了再建設？

問題問到這里，答案應該是清楚的，我們只能在前進中解決問題，在調整中積累解決問題的條件，摸索問題的解法，而不是激化矛盾。「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這樣的豪情讓人激動，甚至嚮往，卻未必能真正解決問題，而且往往不能解決問題，甚至讓情況更糟糕。筆者篤信市場，熱切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建立完善的市場秩序，但是正因為篤信市場，才知道市場作為一種高效的運行機制絕非免費，而且極為昂貴，絕非朝夕之間能夠建立，其他轉型國家的經驗也佐證了建立市場制度的漫長與艱辛。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起胡適的一句話：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將近一個世紀以前胡適的這句話，是對人性中的簡單化傾向的深刻洞見。倘若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問題當然會越來越復雜，不是簡單化的概念或者「主義」就能解決問題的，而是要充分研究問題的復雜性，尋找可行的解決思路和具體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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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基建有多落後？

去年夏天，印度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停電事故，受影響的人有6億之多。所以，當我前來探親的印度籍岳母表示包括華盛頓在內的美國東海岸地區「像印度一樣糟」的時候，這一評價聽起來著實刺耳。當時，風暴德雷科(Derecho)正席捲美國東海岸，600萬美國家庭因此斷電數天，在酷熱天氣中飽受煎熬。上個月，超強風暴桑迪(Sandy)又讓1000萬美國家庭陷入恐慌的境地。天氣預報機構預期，12月底會有一股很強的寒流，肯定會導致斷電。對此，人們只能「聽天由命」了。



面對本國基礎設施質量的不斷下降，美國人到底是什麼時候養成了一種像印度人(或許還包括英國人)那樣的聽天由命心態？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上世紀五十年代，我的英國籍母親曾在美國住了幾個月。那時候，美國到處是令人眩目的未來派景象。在這里你能看到空調，每個冰箱里都有冷藏室，霓虹燈無處不在，就連工人階級也買得起車、開上寬敞的道路行駛。但在過去三十年裡，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基礎設施一天天老化。經歷了二十餘年的投資不足之後，這些基礎設施已破敗不堪，而美國人也已適應了這種現實。

未來12個月的某一刻，我們將能看出，美國是否有意願讓其基礎設施也步入21世紀。如果一切順利，美國國會將在明年1月1日前採取措施，避免到時跌落「財政懸崖」。作為相關協議的一部分，議員們將設定另一顆「定時炸彈」，「爆炸時間」定在2013年年底——在「爆炸」之前他們必須達成一項更大的妥協，否則就會面臨另一個「財政懸崖」。美國國會可能會縮減已然捉襟見肘的聯邦投資預算。而如布魯金斯學會都市研究中心(Brookings Institution Metropolitan Center)所言，人們希望的是，美國國會能削減其他預算以支撐投資，而不是從整體上大幅削減預算。

有三個方面值得擔憂。第一，美國電網、公路、國內機場和水道的破敗，引起的公憤少得出奇。這意味著，議員們目前在其他方面感受到更大的壓力(比如捍衛現有的處於低位的資本所得稅，或維持可創造就業的國防預算)。搭乘美國國內航班時，你很難不每隔一段時間就遭遇航班嚴重延誤、取消或超訂，也很難忘記大多數乘客面對這一切時那超強的忍受力。

美國國內航班的很大一部分難題可通過建設「下一代航空運輸系統」(NextGen)來解決，它將使美國從二戰時所用的雷達網絡切換到基於衛星的航班追蹤系統。現有的安排建立在「軸輻模式」(hub and spoke model)基礎上，航空公司的每條航線都要經過某個地區性樞紐。樞紐如果停轉，會對整個網絡造成連鎖影響。NextGen會讓飛行變得更安全，讓軸輻模式變得可有可無。但美國國會對批準這項耗資至少250億美元的投資案興趣不大。

第二，大多數美國人都沒有意識到，美國落後世界其他國家有多遠。世界經濟論壇(WEF)的競爭力報告顯示，在9個類別的排名中，美國的基礎設施大多排在20名開外；而在航空運輸質量和電力供應質量分類排名中，更是排在30名開外。互聯網是在美國誕生的——這類「去中心化」網絡同時也是美國電網迫切需要的。但經合組織(OECD)數據顯示，美國的平均網速只勉強達到韓國和德國等國的十分之一。在一個「全球IT超級高速路」已不再停留在口號的時代，這種差距可不是鬧著玩兒的。擁堵的交通不會扼殺萌芽中的美國創業者，但緩慢的網速卻可能是致命的。



第三，華盛頓目前處於兩黨對立的狀態，此時要求它向一項宏偉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大開綠燈，可能不太現實。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的數據顯示，僅僅是為了使基礎設施的質量維持在現有水平，未來十年美國就需要投入2.2萬億美元。根據目前的預算安排，美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支出連這個數字的一半都達不到。我們基本上只能靠信念才會相信，明年兩黨財政協議達成(如果真的能夠達成的話)之時，這方面的支出將會翻番、而不是大幅降低。

與共和黨傳統相悖的是，許多共和黨人如今在意識形態上反對聯邦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履行任何重要職能，而是希望將這一職能下放到各州。因此，設想美國國會會按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的要求建立一家公共基礎設施銀行恐怕也不現實。該銀行可用100億美元作為種子基金，撬動大量私人部門資金，用於跨州項目投資——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類似。這家銀行可能仍將停留在規劃中。

修建橋梁(偶爾修座不通向任何地方的橋)曾是美國兩黨的共同追求。在美國即將就其財政未來做出重要抉擇之際，值得強調的是，華盛頓需著眼於今後若乾年設定相應的聯邦預算參數。在議員們採取行動之前，他們應該先去東亞轉轉，比如說從肯尼迪國際機場(JFK)到新加坡樟宜機場(Changi)、或香港赤鱲角機場(Chek Lap Kok)、或若乾其他機場，感受一下美國機場與東亞機場的差異。他們甚至可以在新德里的新機場轉機，搭乘一下這座城市帶空調的新地鐵(盡管他們可能需要忽略新機場周邊的中世紀環境)。我的岳母肯定樂於用印度香料奶茶(chai masala)來款待他們，然後輕輕搖搖食指，表達一下對美國電網的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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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骨頭

一、異地高考

昨晚，當新華網提前一步把《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學習羅陽同志優秀品質和可貴精神》作為首頁頭條時，人民網仍和新浪一起，把最顯要的位置留給異地高考困境。在這個議題上，可以完全顛覆環球時報在《向羅陽致敬，向他身後的精神致敬》中所表現出的樂觀——「中國社會的各部分是相通的，多元化帶給社會的裂痕似乎並非看上去的那麼深。這個國家有著埋在復雜表象下的共識與認同。」。

因為新華社稿件也公開承認，「作為外來人口較多的京、滬、粵等地，推進異地高考的政策則顯得較為謹慎，這表明教育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超乎想象」。商業門戶直取稿件中透露出的「北京廣東外地戶籍考生明年不能就地報名高考」為標題，根據匯總，「按照國家關於異地高考政策出台的時間表，31個省區市年底前要因地制宜出台異地高考政策，解決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在流入地高考的問題。年底期限漸近，北京市教委目前仍表示方案『正在研究中，現在不便透露』...11月22日，廣東公佈的政策同樣規定，非本省戶籍考生高考報名仍未放開。就在同一天，上海公佈，有合法穩定職業和住所，參加該市社保等，但積分指標體系並未公佈。」。

「對於京、滬、粵等壓力大的地區而言，當前最現實的難題是，在教育資源『一池水』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如何科學有序打通閘門，既減少不均衡的落差，又不引起無謂的波瀾」——其實，波瀾早已洶涌，上月，京滬兩地均發生本地籍家長反對推行異地高考的抗議活動，根據當時21世紀經濟報道所言，「在互聯網上，京籍人士將支持開放異地高考的家長稱之為『異鬧』。明確申明，北京包括教育資源在內的公共資源本來十分充裕，正是因為不斷涌入的外地人口，嚴重影響了本地居民的正當權益，而開放異地高考則會促使更多外地人口涌入北京。」。

騰訊此後雖勇於推出專題《「北上廣」本地人的「權利」源自哪》，但恐怕都解不了自己半年前《「異地高考」，死結何解》里的問號。所以，人民日報也來啃一啃這塊硬骨頭吧，昨日時評勸和，《異地高考，慢不得也急不得》：「條件太嚴、門檻太高、數量太少，到頭來只是少數人的『游戲』；條件太寬、門檻太低、數量太大，流入地的教育資源又會被稀釋，流入地學生的利益可能受損。這樣的『兩難』困境，在北京、上海、廣東這些人口輸入量大的省市尤為明顯。因此，這些地方實行異地高考的難度更大、敏感度更高，其政策還具有導向和示範效應...對於這些復雜的生源『變量』，政策如何科學應對？能否實現多方共贏？在制定異地高考政策過程中，這些都是繞不開的難題，不能不慎之又慎。」。

在以春季高考和農村學校撤點並校這兩項政策為前車之鑒後，作者袁新文也祭出「頂層設計」一詞：「在教育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今天，異地高考已不是簡單地做『加法』，而是一種深刻的利益調整。在多元利益格局中，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的利益如何協調，不同的利益訴求如何兼顧，難以避免的利益沖突如何平衡，還需要從政府部門到學生家長等相關各方一起來求共識、想辦法、找出路。」。

福利之爭又何止這一項。「中國三大養老保險有望實現城鄉銜接轉換」的人社部消息曾是昨天上午熱門頭條，中國青年報今天為此發表頭條評論，作者李曉亮「會心一笑」之餘，呼籲「三大養老險銜接，宜速不宜遲」：「養老險以及所有社保領域的全民覆蓋、城鄉平權，是社會保障體系下一步亟待推動的制度革新。不同社會身份的社會成員，不應再面對目前這種社會福利層面的差異對待。三險接續互認，宜速不宜遲，而社保體系的全面制度升級，讓所有公民享受到國家福利政策的無差別對待，更是社會保障體系恆久的制度精進訴求。若社會成員不管養老還是社保，都能得到體面而有尊嚴的保障，那麼不同社保制度不同地域的銜接轉續，就不再是問題了。」。

二、周口平墳

比起任建宇和雷政富，河南周口的平墳復耕運動儼然成了民間意見領袖心中的硬骨頭。@秋風論道雖已將禁止政府平墳與停止強制計劃生育相提並論，作為對習李新政的期待，但南方都市報以引述周口民政局負責人的方式帶給他一個打擊：「上周五(11月23日)下午，該市召開會議傳達上級指示，上級對周口平墳復耕作出肯定評價，稱『成效顯著』，要求在外界輿論壓力下進一步推動。」。

這篇報道，被五大門戶看中的是「在周口市東部的沈丘縣石槽集鄉陳口村，多名村民證實，該村的公墓將一名廳級官員的祖墳圈入其中，避免了被平」之段落，不過，「縣領導稱與『增減掛鉤』有關」的小標題顯然更易成為罪狀。新浪昨日正是以頭條位置轉發青年時報之文，首席評論員翟春陽質問的是「周口平墳能多打多少糧食」：「所謂『增減掛鉤』，就是你平墳平出多少土地，省里就批你多少商業用地。如此一來，所謂『復耕』幾乎等於零，『多打糧食』也就是一句空話。我國歷次平墳運動常用的一個口號是『不能讓死人與活人爭地』，但周口的這種做法又是什麼呢？是『政府與死人爭地』嗎？」。

同獲推薦的還有長江日報之《周口平墳中的社會認識分歧》。發現平墳問題似乎變成了輿論與當地政府之間的「角力」後，評論員付小為認為其中至少包括平墳的對與錯、平墳的動力、平墳的公平三個方面：「公共媒體、知識分子關註的是第一個問題，即該不該平墳。它既涉及入土為安、慎終追遠的傳統文化觀念和習俗，也關繫到公權力能不能強制乾預既成的『入土』事實。前者是文化問題，後者是權利問題。如果從這個層面來看平墳，平墳運動很容易被判為『錯誤』，不存在轉寰餘地。事實上，輿論幾乎一面倒的批評之聲恰恰呼應了這一點。」。

行文至此，這份武漢市委機關報已經表明自己並不準備完全站在公共媒體一邊：「有專家質疑平墳的背後是政府的『土地財政思維』...輿論可能會下意識地將其劃入『經濟GDP作祟』，但客觀地說，任何地方都有發展的沖動和需要，而發展本身未必不是惠及於民的。」。

所以，在第三個方面，即「周口當地民眾，他們關心的是什麼呢」的角度上，這篇文章強調「農民恐怕考慮更多的是他們可以從復耕中獲得什麼，過程和結果是不是公平的」：「本質上，『平墳復耕』面對的是人與土地的關系問題。放在一個人口稀疏、土地豐沛的地域，自然不會有這樣的問題產生。而把背景拉回到人口密集、土地高度開發的中原地帶，隨著農村集約化發展的加速，人地緊張關系日益凸顯。無論是徵地拆遷問題，還是平墳復耕問題，都是緊張關系的集中體現。很多類似的事件、爭議、沖突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媒體、政府、民眾的三重訴求關系。它們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一致性，在另一些方面則激烈對立。」。

「輿論並不能取代管理決策，輿論也不能完全被視為民意」，作者結語處提供化解方案：「某種程度上，輿論開拓出博弈空間，核心問題的對應主體則是政府與民眾。意識到這一點，平墳問題就不是錯誤決策與方式方法孰為重之爭，而是在耕地上已有墳墓的既成事實，其做法與殯葬條例不符的基礎上，地方政府怎麼妥善處理、如何讓當地民眾滿意的問題。」。

相信長江日報的這三段分析，胡錫進也會點頭認可。當大多數媒體站到反對聲音的一邊時，只有他的環球時報在上周六發表《強制平墳和醜化平墳都不可取》，聲稱「強烈的反對聲背後都不會沒有道理，但周口市的初衷也不會像情緒化描述中的那樣『自私』」。前天又借社評談論改革新氣象之機，嘆息「河南周口市搞『平墳復耕』是對風俗和占地之間的一次大膽平衡，但在輿論上遭到的抵制非常多。」。

及至今晨，南方都市報又在深度周刊里帶來了現實中的抵制，那就是《周口張家碑倒前後：平墳家庭死與生》，新浪，「親友抬棺至縣政府」的情節獲網絡編輯重點展示：「今年中秋節，張富春返鄉幫助家裡秋收冬播。沒想到，他遇到了政府平墳，又目睹了妻子和二姑父的死亡。他說，他現在不想再回憶和妻子的過去。父親張方自責疏忽，又埋怨政府，『墳你說平了能多種麥，就平了，可是一塊碑能占啥地方？』這個老共產黨員，積極響應號召，全村70多個祖墳，他第二家平，3塊墓碑，他第一家挖。他想不通為啥會有這樣的結果。」。



三、風聲鶴唳

當酒鬼酒復牌後連續第三天跌停後，損失慘重的投資者正在股吧里痛罵21世紀網挑起塑化劑危機實乃「惡意做空」。

而與此同時，新的食品安全危機報道又已經來襲中國人脆弱的承受力。以「一個剛從四川出來做護工的農村婦女」為口述者娓娓道來，稱十幾斤重的小豬使用含有大量激素、安眠藥等藥物的添加劑催肥，五六個月出欄，長期食用該豬肉會誘發各種不適症狀甚至癌症，再配上「農婦警告：在中國吃豬肉等於自殺」這樣極具殺傷力的標題，，自然就能在互聯網上迅速傳開。

人民日報決定闢謠。記者前往生豬養殖大省四川調查，並採訪農業部負責人，周一齣稿《「吃豬肉等於自殺」危言聳聽》，小標題便告知民眾：「豬生長周期縮短，得益於品種、飼料、養殖環境改進；國家對飼料添加劑監管嚴格，飼料質量可以放心」。針對「生豬五六個月出欄太快嗎」、「安眠藥、尿素等能否用來喂豬」、「豬飼料添加劑對人體有害嗎」、「我國豬飼料質量安全嗎」四大疑慮，最高黨報一言蔽之——「總體看，我國動物產品安全是有保障的」。

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和「激素、安眠藥、催化劑助長豬肉五六個月出欄」的指控如出一轍，「一隻雞從孵出到端上餐桌，只需要45天」——中國經濟網上周五以山西南部一則宣傳廣告為據，指控肯德基、麥當勞以及諸多大型超市提供原料的山西粟海集團有限公司，證言來自飼料廠車間工人，即「這些飼料配了藥，有添加劑，具體是什麼不知道，但對人體肯定有害，周邊的蒼蠅都毒死了，年輕人都不敢在這里乾活。」。

「周邊的蒼蠅都毒死了」，此言一齣，怎不嘩然。借助經濟日報的權威地位，再加上肯德基、麥當勞這樣的名牌效應，各路媒體迅速跟進。粟海集團也算反應快，周六即通過公司網站給出六點聲明：「一、我司使用的是中國肉雞行業普遍使用的白羽雞，45天屬於正常生長期；二、公司嚴格執行國家相關標準，對肉雞養殖全過程實行標準化管理......」肯德基和麥當勞通過官方微博發布的回應亦在此後到來，前者強調粟海集團供應量僅占雞肉採購量的1%左右，後者乾脆聲明「報道中說到的供應商不是我們現有雞肉供應商」。

不過，這並不能說服所有媒體。廣州日報周一即刊《速成雞是否安全，權威聲音不該缺席》：「大型養殖企業工人也好，個體飼養戶也好，對養殖出來的雞、豬等的安全性難以說清，決不是正常現象。在科技力量越來越顯示其巨大作用的同時，食品安全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人們的知情權、健康權也越來越得到凸顯，權威部門及相關職能部門有必要站出來，就公眾乃至養殖戶反映的問題解疑釋惑，或者及時查處可能有安全隱患生產出來的肉食品、奶類產品等。正因此，針對上述新聞中曝出來的『速成雞』以及由此飼養出來的『速成豬』等是否安全，是該有更加權威聲音。」。

作為山東省委機關報，大眾日報是以為民代言的姿態質問洋快餐：「『45天速成雞』到底是個什麼雞？是否有害健康？大賣之前，希望相關飼養者、管理者，能說清楚先！」。

只是，在一些專業人士看來，這種義憤填膺、驚慌失措實在是「不專業」，是草木皆兵心理的再一次體現。東方早報、羊城晚報均帶來「白羽雞僅需45天生長並不稀奇」的專家回答，新京報亦由作者伯通明確宣佈「『45天速成雞』時間不是問題」：「除了個別媒體從業者缺乏嚴謹求實的工作態度外，像『吃豬肉等於自殺』這樣的陳年老帖還能興風作浪的原因，還在於公眾在接連不斷的食品安全危機中信心不足，寧可信其有。當然，一些國人對『傳統飲食』無限懷念，對現代食品工業也存在著偏見和認識誤區。」。

騰訊也來作無害辯護，今日話題反問《肉雞45天「速成」有何不可？》。不僅強調「幾十年的精心育種和現代化的飼養方式造就了『速成雞』的高速生長」，更是要打破人們心目中「柴雞土雞吃著營養又安心」的定論：「柴雞土雞的維生素和礦物質等營養含量甚至低於速成肉雞...農戶飼養的柴雞基本都處於放養狀態、無人監管，而由於現在農藥的使用越來越普遍，有些農戶為了防止黃鼠狼、老鼠偷食還會使用老鼠藥等有毒藥物，這些都增加了柴雞攝入有毒物質的風險。」。

不過，責編張春續也別指望僅靠這樣講解一通就能讓消費者放棄「經驗」、變得「明智」。因為，在這個專題的下方，超過85%的投票者仍然認定45天的速成肉雞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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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與經濟周期

中國的經濟波動，一直有一個怪圈，叫做「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說的是政府的緊縮之手一放開，經濟就會充滿活力，生產力好像從地縫、牆角里鑽出來，然後就會「出問題」，比如「投資膨脹」，「重復建設」，「惡性競爭」，通脹也會跟著起來，引發又一輪收縮，周而復始，循環下去。這一規律早就已經被總結出來，近年來依然適用。

在「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中，砍投資是首要的「收」的措施。居民消費本來就長得不快，而且通脹之下民生本來就是問題；壓縮政府消費傷筋動骨，需要政治家的智慧與勇氣；出口由國外需求決定，調控起來沒那麼直接和容易。剩下的就是投資了，而且投資在GDP中的占比大，就像一塊肥肥的唐僧肉，看起來好下口。

投資也是GDP中波動最大的一塊，繁榮的時候上得快，調控的時候砍得凶。經濟上升時往往伴隨著投資的快速增加，而且各地競爭，項目爭相上馬，唯恐比別人落後了。而且，在各地從銀行挖貸款的積極努力下，信貸往往也很配合，貨幣供應快速上升，導致短期內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引發通脹。至少從經濟波動的成分看起來，經濟周期就是「投資周期」。

投資中很大的一塊是基礎設施投資，也是政府能夠「砍」的重要對象，因為這一塊是政府主導的。相對來說，對於非基礎設施投資的調控要間接很多。進一步，正因為基建大都是政府主導的，而且存在一些質量、效率問題，在緊縮聲音漸起時，受到的批評也更多。批評政府投資是可以的，而且很容易，因為批評企業投資會直面企業的質詢：你怎麼知道我這個項目不該投？你比我更瞭解我的企業？何況私營企業家對自己的投資負責的。

其實，對於基建的批評由來已久，絕非近年來的新發明。早在1988年，在4月的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作了《關於物價、教育、社會風氣問題》的發言，其中嚴厲批評基建規模過大，引起能源、交通、原材料、外匯的緊張，引發通貨膨脹，建議「在五年之內除能源交通和已經上馬的基本建設之外，其他基建投資系統統統停止五年。」還有一個流傳的版本，把上述建議簡化為「三年不投資」，真假不得而知。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番發言起了作用，1989、1990兩年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8.7%和4.5%，遠低於改革30年以來平均24%的增速，直接導致那兩年的經濟也很蕭條，GDP增速分別只有4.1%和3.8%，遠低於30年來的接近10％的平均水平，為改革開放以來之最低，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走出那一輪蕭條。回顧那段緊縮歷史，今人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1988年的基礎設施絕對沒有過剩，而且極度短缺。今天認為中國基礎設施已經足夠的人，面對不到發達國家十分之一的收入水平，平均不到三分之一的公路、鐵路道路密度，以及嚴重的擁堵，應該重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很怪很怪的怪圈：宏觀收縮時，產業投資不景氣，如果再砍基礎設施投資，經濟下行必將放大，經濟波動也會放大，這與政府經濟調控的反周期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本來應該是實行積極的政策，對抗經濟下行的。



問題出在中國的經濟周期的根源上：一般的經濟周期分析中，假定經濟下行的根源是外在沖擊，政府採取政策對抗經濟下行；而中國的經濟周期，恰恰來源於政府主動的宏觀調控。這時政府再想對抗經濟下行，就好像是一隻手按下了瓢，另一隻手又想把它托起來，陷入左右互搏，無所適從的尷尬局面。

其實解法不是沒有。上文提到，經濟過熱往往是因為信貸供給增加過快，引發通貨膨脹，治理通脹，完全可以用貨幣政策，畢竟通貨膨脹終究是一個貨幣現象。同時，為了對抗經濟下行，還是可以採取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比如減稅，再比如增加財政支出。財政支出分為消費性和投資性，倘若不增加政府消費，就是增加政府投資，比如國防、教育、基礎設施，往哪裡投我都不反對。考慮到中國基礎設施總量依然十分落後，不僅嚴重影響居民生活，也會影響未來長期經濟增長，不妨未雨綢繆，增加基礎設施投資。

今年的情況是，不但貨幣政策緊，財政政策也跟著緊，加上出口也不景氣，導致經濟很冷，一些企業的日子不好過。表現在數據上，GDP增速很低，而且PPI已經連續半年負增長，企業利潤大幅下滑，經濟自主收縮風險增大。在這種情況下，林毅夫教授建言應該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對抗經濟下行，筆者是很贊同的，也曾寫小文闡述基礎設施與生產率，通脹，民生，長期增長潛力等方面的關系。

如此重大的事情，在如此復雜的關口，不同意見當然有的。尤其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裡面，一些質量、效率、腐敗的問題總是存在，讓人不由得不感到憤怒。然而，冷靜下來之後需要釐清的是，我們是否應該因為出了一些問題就停止建設，或者是等官員都廉潔了、法治健全了再建設？

問題問到這里，答案應該是清楚的，我們只能在前進中解決問題，在調整中積累解決問題的條件，摸索問題的解法，而不是激化矛盾。「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這樣的豪情讓人激動，甚至嚮往，卻未必能真正解決問題，而且往往不能解決問題，甚至讓情況更糟糕。筆者篤信市場，熱切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建立完善的市場秩序，但是正因為篤信市場，才知道市場作為一種高效的運行機制絕非免費，而且極為昂貴，絕非朝夕之間能夠建立，其他轉型國家的經驗也佐證了建立市場制度的漫長與艱辛。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起胡適的一句話：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將近一個世紀以前胡適的這句話，是對人性中的簡單化傾向的深刻洞見。倘若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問題當然會越來越復雜，不是簡單化的概念或者「主義」就能解決問題的，而是要充分研究問題的復雜性，尋找可行的解決思路和具體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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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春運到長假堵車：漲價還是免費？

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

別誤會，這與春花秋月無礙，倒是與年年人滿為患的客流更為貼切。每逢春節或「十一」長假，中國從南到北都會上演一次人口大遷徙，不僅歲歲一票難求，關於火車票是否該漲價爭論亦年年熱映。無論以薛兆豐等評論者為首的「漲價派」還是主張「供給不自由 ，價格無意義」者，似乎都不能完全說服彼此及觀眾。

如今，類似討論蔓延到公路領域。2012 年「十一」恰逢中秋，據悉出行人次創下7.4億人，加上國務院剛批準小型客車重大節假日可免費通行高速公路，導致高速公路堵車成為平淡假日的最大看點。各地排起數十公里長龍的高速公路被吐槽成健身場、遛狗場及垃圾場，更有網友調侃「國慶最浪漫的事，就是宅在家裡看各種堵車」。

從春運火車票漲價到高速路免費，看似無關宏旨的民生問題，卻引發一輪又一輪激烈討論，實則凸顯各個階層對於社會資源分配的集體焦慮，其間迥異分歧耐人尋味。

首先，小型客車高速公路節假日免費或許並非好主意。從經濟學上看，人性對免費並無多少抵抗力，這一政策顯然刺激自駕出行人群，和手續繁瑣等因素一起放大了長假擁堵效應；進一步看，正如傅蔚岡等指出，受益人群享受的「免費午餐」，一方面是建立在侵害擁有高速公路經營權私人公司權益之上，另一方最需要公眾政策補貼的對象往往是低收入人群，這部分人群明顯不符，簡直有不開車的人補貼開車人之嫌。

宴無好宴，凡事皆有成本。無論對於堵在路上的還是沒有出行的人群，其實都受到這一政策潛在影響，這一看似政府請客的免費午餐，實在難言甘之如飴。

從高速路免費到春運火車票漲價，不同陣營都談價格規律；但任何理論都應該放在約束條件之下檢驗，理性假設也面臨不同情境，否則很容易落入概念化與簡單化的窠臼。也正因此，不僅應從靜態角度看有限的社會服務如何被分配，更從動態角度分析。

靜態來看，價格機制是一種福利(服務)配置機制。漲價的好處很明顯，也就是「價高者得」，這體現了效率至上以及相對公平，但是並不一定能夠很好體現「需求最高者得」，畢竟一塊錢對於農民工以及白領，邊際效應不同；而按照需求最高者來分配有限供應量，或許公正，卻難以實施。現實中，對於不少時間成本低的人群，無論排隊還是堵在路上，未嘗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方式——中產階層眼中的「效率低下」，或者正是底層民眾的「相對公平」。

動態來看，價格規律處處通用，不僅在於調節供求關系，更在於其對於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說，價格機制更是一種資源配置機制，正常情況下，漲價可以增加對於稀缺品的更多社會資源投入，有助於提供更多更好服務。價高者得可以衡量社會最需要哪種服務。如果不存在各種扭曲(如行業準入、壟斷等)，價高者得可以有效動員社會資源、配置於增加社會最需要的服務上。然而，扭曲的現實是，由於各類行業準入、壟斷的存在，價高者得導致的後果不一定是有效供應的增加，而是「租」的增加。

更為歷史地看，中國三十年的改革，看似市場價格機制頗具規模，但是行業準入以及核心要素資源的價格機制上，仍舊有待深化推進——如果拋開這些來談產品市場的漲價與否，顯然有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之嫌。

換句話說，靜態是對當下的思考，動態則著眼未來；粗略地看，靜態主要是分蛋糕，而動態則考慮有無做大蛋糕的可能。如果價高者得既不能在分配福利層面為自己辯護，又不能在配置資源層面證明實質改進，則任何漲價萬能論都可能並不正確，而任何漲價決策也必須考慮底層民眾的被剝奪感。



進一步看，在政府掌握大部分資源的情況之下，漲價不僅是「租」，甚至是一種變相的「稅」——可叫「擁堵稅」，或者直接叫「節假稅」、「回家稅」？

常識告訴我們，凡涉及稅收，都不得不謹慎。漲價很可能效果如同「房產稅」，政府多抽一頭，就能抑制需求提供更多供給麼？極端一點如羅斯巴德的理論，稅收根本不存在中性一說，本身也是行政權力乾預市場的一種體現——那麼對於期待通過「漲價」這種變相稅收來破除價格管制，是不是以另一種政府扭曲來修正政府扭曲行為呢？

伴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放假回家的需求必然長期存在，也涉及社會大部分人群。除了效率角度，更應該從社會福利角度思考一下國慶或者春節的回家問題。從福利分配角度，如何滿足功利主義大師邊沁所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再深問一句，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回家？在親情與傳統之外，更隱含著區域經濟不均衡、戶籍制度歧視等制度化弊端，而相對較低的票價就是一種潛在補償。

這也就是當下中國的弔詭現實，高富帥與各類屌絲並存，行政之手越涉及每個領域，各種扭曲越發層層疊加，就越加牽一發而動全身，也不得不兼顧各個階層情緒——盡管不乏「一切向錢看」批判，但很多社會問題以及公共政策往往過度「政治化」，並不是只從「錢」的角度來考慮，這也就是出春運火車票乃至北京地鐵票為何難漲。民間社會已經積累太多的情緒，又缺乏合理釋放途徑，反而導致一些本應該符合經濟規律的政策無法出台，這也是自縛手腳的結果。

高速公路免費和春運漲價與否，看似兩個極端，卻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其間的萬般糾結，都在拷問相同的問題：公共政策如何符合經濟效率的同時兼顧社會公正？畢竟，每個社會的發展，都以民眾福祉的增加為最終考核標準，降低公民的相對剝削感，應該是不應忽略的指標。

回頭來看，從堵車到稅收，當中國民眾痛苦指數都居高不下之際，任何不能帶來明確動態改進的漲價行為都應慎之又慎，這不僅可能被民眾視為新一輪的盤剝，也可能實際構成一種新稅收。

換言之，當公平已被視比效率更稀缺的商品時，要不要漲價，也就不僅僅是一個效率問題，「資源總是稀缺的」已經快淪為「中國人就是多」一樣沒有說服力：當桌上的麵包都整盤端走之際，如果殘存的麵包屑也不考慮為底層留下，那麼後果很可能就不是重新分餅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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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如何破解融資難？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公開發布了《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分別從完善金融調控、優化組織體系、建設金融市場、深化金融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維護金融穩定、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7個方面，詳細闡述了「十二五」時期金融業發展和改革的重點任務。

規劃內容可謂包羅萬象，但細讀下來，此規劃中的大部分內容均在年初舉行的金融工作會議上有所提及，並沒有太多新的內容，不免令人有些失望。規劃中的兩個量化目標，目前就己經達到，2015年應該也沒有什麼難度。與人民幣國際化相關內容，雖然沒有量化目標，但目前實施已經進展頗快。

兩個毫無難度的量化指標

規劃大部分內容均為宏觀描述，涉及到的量化指標非常有限，僅有兩項，即 「十二五」時期，金融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保持在5%左右，社會融資規模保持適度增長；到「十二五」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

從這兩個指標來看，達到目標也毫無難度。一是「十二五」時期，金融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保持在5%左右。如果從歷史數據分析，便不難發現，近三年這一比重均超過了目標值5%。「十一五」初期的2006年，該指標僅為3.7%，而到「十一五」末的2010年，該指標已經上升至5.2%，提高了1.8個百分點。筆者預計，伴隨著未來更多支持金融業發展的出台以及服務業占比的不斷提高，這一比重超過5%毫無懸念。

另一個指標是到「十二五」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同樣翻看歷史數據，可以看到，這一比重在「十一五」初期的2006年為5.5%，而在「十一五」末的2010年便已經達到了12.5，去年該比重達到為14.1%，今年8月，這一比重便高達22.5%。可見，伴隨著對債券市場以及股票市場的大力推廣，近年來，企業的間接融資比重已有所降低。因此，這一比重目標也很容易滿足，並無太大指導意義。

真正值得註意的是，伴隨著直接融資的逐年擴大，將直接融資目標列入規劃，實際上顯示了央行將社會融資總量指標進一步提升了高度。畢竟考察社會融資總量比早前只看重貸款指標，有利於央行更好的進行流動性管理以及執行宏觀審慎政策。

人民幣國際化實踐發展快於規劃

對於人民幣國際化這一備受關註的話題，規劃也並未有太多創新之處，也沒有給出市場期待的具體時間表。但從實踐方面，不難發現，2012年關於資本項目開放、利率市場化以及匯率市場化等方面的改革頻出，已經遠遠的走在了規劃的前列。

正如筆者早前曾在FT中文網專欄中所提，人民幣國際化並非僅僅意味著人民幣跨境結算，因為這只是實現國際化過程中一個必經之路而非最終目標。人民幣國際化包含著兩大重要含義、即基本可兌換性以及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一員。在這樣的定義下，人民幣國際化包括四個有機構成部分，即資本賬戶管制逐步放開、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立、匯率體制改革與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這四個支柱不應單一來看，或者用先後順序來區分，而是應該循序漸進、同時並舉。

資本項目開放方面，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要進一步放寬跨境資本流動限制，健全資本流出流入均衡管理體制，完善對外債權債務管理，穩妥有序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並明確指出未來要「促進直接投資便利化」、「提高證券投資可兌換程度」、「便利跨境融資」、「擴大個人用匯自主權」，有利於加快資本項目開放步伐。實際上，近期關於珠海橫琴和深圳前海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先行試驗，便是加速資本項目開放的積極探索。

利率市場化改革方面，規劃表示，按照條件成熟程度，通過放開替代性金融產品價格等途徑，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而從實踐來看，央行6、7月已經兩次進行了利率市場化的嘗試。6月7日，央行宣佈，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將貸款利率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8倍。而7月8日，央行鞏固了早前成果，宣佈將貸款基準利率的下浮區間擴大到基準利率的0.7倍。經過最近兩次利率浮動區間調整，貸款利率市場化已經接近完成。而規劃表示，要建立健全存款保險制度，加快存款保險立法進程，也意味著存款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將會加快。

匯率改革方面顯然也在提速。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要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雖然表述與以往未見不同，但實踐方面，2012年匯率改革推行卻成效顯著。例如，4月中國人民銀行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五擴大至百分之一，作為擴大匯率浮動幅度的配套安排，外匯操作方式也作出適應性調整，大幅減少了外匯乾預。而從6月起，人民幣和日元實現直接交易，意味著以往人民幣匯率全部或部分「錨定」美元的匯率定價機制將發生實質性變化，人民幣匯率的「獨立性」將得到加強。

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方面，規劃明確指出，要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實踐方面，也有諸多措施有條不紊的推出，例如，在人民幣存款、人民幣債券和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之後，香港交易所進一步推出以人民幣交易為核心的衍生產品，表明人民幣國際化已經逐漸走向深入。數據顯示，2011年經香港進行的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達1.9萬億元，是2010年5倍多；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人民幣存款為5577億元，加之同月內發行的存款證餘額1261億元，總計6838億元，香港地區離岸人民幣存款已占該地區銀行存款總額的9.5%。總之，隨著內地與香港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作用正在加強。

這樣看來，雖然規劃並未對人民幣國際化提出更多的理論創新，但在實踐方面，諸多領域已經走在了規劃的前列。未來需要註意的是，如何防範相關風險，特別是在海內外經濟動盪之時，如何防止短期資本迅速流出給中國經濟及宏觀政策帶來的挑戰至關重要。



解決融資難還需金融改革

當前中國經濟下滑明顯超出預期。二季度GDP已回落至7.6%，低於一季度0.5個百分點，創下了三年以來的新低。進入三季度，7、8月公佈的經濟數據依然沒有好轉，除消費基本保持穩定外，房地產、基礎建設兩大支柱雙雙下滑，帶動固定資產投資繼續走低。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工業生產增速下滑至9%以下，創下了2009年5月以來的最低值。悲觀數據或意味著三季度經濟增長數據將低於二季度，早前市場對三季度經濟觸底回升的期待恐將落空。

實際上，硬著陸風險早已引起了決策層的擔憂。自5月溫家寶總理提出穩增長以來，發改委項目審批的規模便空前加大。進入9月，發改委更是接連數日委集中批復大批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但是，從效果來看，投資政策顯然沒有取得穩增長成效，主要缺陷在於缺少諸多投資項目仍然缺少信貸政策的配合。

央行數據顯示，8月新增貸款大幅提升至7039億元，中長期貸款比例亦有所提高。但這並非顯示投資提速，相反，如果仔細查看分項，便可以發現，8月中長期貸款比例回升主要源於房地成交量回升帶動居民按揭貸款增加，而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門的中長期貸款的增加則較少，其占新增貸款比例反而出現下降，且回落至17.1%，已經明顯低於2008-2009年金融危機之時。這也就意味著當前投資意願仍舊不足，信貸對投資的支持仍舊不多。如此來看，未來要想發揮投資出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還需要進一步加大資金方面的支持。

而從長遠來看，諸多方面的金融改革或為企業融資紓困。正如前文指出，中國人民銀行便發布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提及了多方改革內容。雖然規劃中大部分內容早已在學界達成共識，且在年初舉行的金融工作會議上已有所提及，但如果「十二五」期間，能夠切實落實規劃，讓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便有利於為中小企業以及地方融資平臺提供新的融資渠道，對穩增長亦有利。

首先，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便是解困中小企業的重要方式。正如筆者在早前專欄文章中所提，從根本來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源於早前利率市場化程度有限，銀行缺少資金定價自主權，便自然喪失了對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的動力。

值得肯定的是，今年利率市場化進程已有重大進展。經過了6、7月央行先後兩次降息，金融機構的存款利率浮動上限已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貸款利率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7倍，貸款利率市場化接近完成。而未來如能加快建立健全存款保險制度，便有助於完成利率市場化最後一步——存款利率市場化。

其次，發展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可為中小企業與融資平臺提供新的融資途徑。市場對於為融資平臺抒困一直存在諸多爭議，畢竟上一輪「四萬億」刺激政策推出後，名為「四萬億」，在銀行貸款的拉動下，地方融資平臺不斷擴張，最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超過十萬億。銀行與地方政府隱形債務積聚上升是前一輪經濟刺激留下的教訓，新一輪政策刺激下，不應讓銀行繼續承當準財政的職能，積極發展債券市場是個重要途徑。

再有，鼓勵發放「點心債」，有助於企業海外融資，也會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過去兩年半以來，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已經得到了較大提升，香港"點心債"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累計發行在外債券的規模從人民幣30億元擴大到人民幣3，230億元。而離岸人民幣產品的極大豐富，如人民幣存款、人民幣債券、人民幣衍生產品等，均加速了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

考慮到今年資本項目開放、利率市場化以及匯率市場化等方面的改革頻出，人民幣國際化雖然沒有時間表，但已經遠遠的走在了規劃的前列。

總之，筆者認為，當前經濟下行風險加大之下，緩解企業融資困境，恢復經濟微觀主體活力至關重要。而要到達這一目標，推動多項金融改革進程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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