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錯」

新聞聯播昨晚口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進一步全面部署四川蘆山抗震救災工作，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雖然沒有播出會議現場畫面，但解說詞中「政治局七常委起立為地震遇難者默哀」之意，立即成為各門戶首頁頭條，並延續至今晨諸多報紙封面。



根據新華社電稿，中共最高領導層重拾前輩那句「多難興邦」，並加上了一句「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以強調「越是在困難的情況下，越是要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同舟共濟的凝聚力，越是要鼓起越是艱險越向前的精氣神。」。

「我提議，為表達對四川蘆山地震遇難同胞和在搶險救災中英勇犧牲的戰士的深切哀悼，請大家起立」——這句引自習近平的話，還同時成為另一篇電稿的導語。《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戰勝災害——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開展四川蘆山抗震救災紀實》刊發在今日人民日報及各省級機關報頭版，文章最後寫道：「『我們的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一定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風險和挑戰。』『只要我們有準備，團結一心，共同應對，就完全能夠從容應對徵途上的各種復雜局面，戰勝各種可能出現的艱難險阻。』總書記堅定有力的話語，在人們的心頭久久回響。」。

但是，在中共喉舌之外的民間輿論場上，沖突越來越多地浮出雅安震後水面。

尤其是在微博論壇中，點過蠟燭發過愛心後，那些環球時報口中的「好批評者」更願意傳播的當然是「負能量」，從學校建築垮塌、物資發放遲滯，到救援隊伍因為調度不力而撲空。

《汶川地震後所建8級抗震建築不抵7級地震》的消息即是一例，雖然只是隱藏在中國青年報原題為「在抗震建築上，我們必須嚮日本學習」的一篇評論中，但經由門戶發掘，瞬間在互聯網上熱傳。文中所引原話來自國際在線網站周日報道，是雅安寶興縣縣長介紹，「目前，全縣水電氣中斷，房屋幾乎全部受損，包括汶川地震後重建的建築」。

批評者們頓時痛心疾首，認定「豆腐渣」再現，聲聲質問工程監管何在。所幸，這種「有罪推定」此後被多家媒體引用專家解釋予以修正，騰訊今日即刊首頁專題《「8級抗震建築」為何抗不了7級地震》，指出這一說法中有「概念錯誤」：「看起來，這次雅安蘆山7級地震還沒有達到8級的標準。但是，對於房屋的抗震性而言，震級並不是衡量指標，烈度才是...這次雅安地震的部分烈度已經超過當地建築抗震設防標準...從目前情況看，在蘆山和寶興兩地，包括學校和醫院在內的公共建築基本沒有在地震中完全垮塌的，這說明我國公共工程建設的強制性國標，在汶川地震後得到了反思和貫徹」。

河南高速管理收費站向山東救援車隊收取過路費一事也是招致罵聲一片。新京報今天來一篇《救災車免費通行應有全國統一機制》已經算是客氣，晶報和錢江晚報更是義憤填膺：「震災當前，收費站唯利是圖令人齒冷」；「你收的這些費能有多少，你因此而傷害到的慈善之心又有多少，你算過嗎？」。

包括五大商業門戶及眾多媒體微博賬號在內，昨天還曾大力擴散一組表現寶興縣靈關鎮災民聚集抗議的照片。@南方都市報就是以轉發@新浪圖片的方式，通報《寶興災民聚集拉幅「我冷餓」》：「4月23日上午8點30分，四川省寶興縣靈關鎮，部分受災民眾舉著『我冷餓』的橫幅，呼吸各方支持和關註。因交通阻斷，許多救援物資未及時運送到震區靈關鎮。目前，部分震區缺水缺糧和帳篷，民眾情緒激動。」。

這當然迅即成為民間意見領袖批評政府救災不力的重要依據。不過，傍晚到來前，南方都市報下屬的部門微博官號@南都深度帶來了前方記者的採訪記錄：「寶興縣靈關鎮鎮委書記楊中雲解釋，災民們拉橫幅與物資發放無關，而是對電視台報道『該鎮大魚大肉、非重災區』不滿的發泄。」。

在另一個方向上伏伺的@吳法天，此時忍不住要大笑一聲：「南都深度闢謠南方都市報，罕見！」。

不過，「公知」固然罵早了，「五毛」恐怕也笑早了。寶興縣昨晚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針對「靈關鎮出現部分災民情緒不穩的情況」作出回應，按照縣委書記韓冰和縣長馬軍的說法，「我冷餓」的抗議中，既有「救災物資不暢、生活必需品緊缺」的原因，也緣於「個別媒體未對災情進行詳細全面的瞭解，近日發布一則『中壩村村民地震期間大吃大喝』的不實報道」。

中新社的發布會報道被各門戶轉載在今晨首頁顯要位置：「馬軍介紹，地震發生後，道路中斷，救災物資無法運入災區，食品、藥品、帳篷等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道路打通後，路況不佳、暢通性不足、大車無法進入，運入寶興的物資仍非常有限。『水、電、通訊、道路全斷了，救災物資運進也遲後外面，我能理解他們。』韓冰稱，隨著23日對省道210線部分路段實行交通管制，並統一單邊通行，救災物資已於下午開始大批運進，食品、水等物資在各安置點發放。目前最大的缺口是1萬頂帳篷，最晚25日到位。」。

但包括南方都市報在內，今日多數紙媒均未公開報道此樁抗議事件，「我冷餓」三字也已成微博搜索敏感詞。揚子晚報是大張旗鼓第一人，頭版中心大標題就是《災民「大魚大肉」？》的自問自答：「既為地震重災區，村民緣何『頓頓魚肉』？揚子晚報特派記者調查，這其實是個令人感動的愛心故事。事實是很多老百姓自發捐出魚肉，超市老闆捐出蔬菜雞肉排骨，冰箱沒電，商家捐出存貨」。

內版標題更是直斥「假新聞」：「人群中，韓秀蓉拉著9歲的兒子哭個不停。韓秀蓉是靈關鎮中壩村人，是一條流言讓韓秀蓉走上街頭表達委屈和不滿。當日上午，她在受災群眾安置點聽村民議論，說前天某衛視有一則關於靈關鎮的報道，報道稱，『靈關鎮村民災後頓頓大魚大肉，好像受災不是很嚴重」，「這跟事實很不符！』韓秀蓉哭著說...她認為這是對靈關鎮受災群眾的侮辱。按照她的解釋，這些魚肉事實上都是老百姓自發捐出，接濟全鎮百姓的，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送給了前來救援的隊伍，『那些當兵的多辛苦啊，我們心裡那過得去？』」。

報道中，還由另一位居民提供了補充說明：「『這哪裡是事實，電視台記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黃平解釋，靈關鎮一直有個習俗，每逢農歷的三、六、九日，鎮上興集市，當天商戶會囤很多貨，而村民也大多會一次買夠吃3天的菜。『4.20』地震發生後，靈關鎮全鎮停電，冰櫃冰箱無法再保存食物，因而商戶將魚肉捐出給全鎮的老百姓，一來解燃眉之急，二來也防止魚肉變質浪費。另外也有不少老百姓，回家從冰箱里搶了一部分肉捐出。『可能那個電視台記者在採訪時，看見大家有魚有肉，於覺得好像靈關鎮受災並不嚴重』，黃平說他也看過『5.12汶川地震』時電視里報道受災群眾的樣子，『我們這幾天確實跟他們不一樣，但記者就是沒問問這些魚肉的來源！』」。

聽上去，數日來早就背負「添亂」罵名的記者們，這下真是罪責難逃了。然而，每一場抗議的背後從來都不會如此簡單，眼見有同行已經開始指責自己製造「假新聞」，@湖南衛視昨天下午16時許發表官方聲明：「針對今日媒體報道的某衛視播報『中壩村村民地震期間大魚大肉像過節』的不實消息。經核實，衛視前線記者未到達中壩村，官方微博也從未發布該內容...記者途徑寶興、蘆山、邛崍、靈關，全程報道中沒有一條提到中壩村的現場。救援、報道尚在進行，請各位尊重事實，冷靜發聲。」。

揚子晚報摘錄了湖南衛視的辯白，並在報道末尾也表達了自己在這個流言四起不知所蹤時代中的無能感：「更令人納悶的是，揚子晚報記者調查中，多位靈關鎮群眾也向揚子晚報記者坦承，自己並未親眼看見過電視報道，都是『聽別的村民說的』。揚子晚報記者一路追溯，也未查清流言究竟從何而起。」。

東方早報雖然沒像江蘇同行那樣以此為今日報道重心，但亦有一整版報道圍繞展開。正如大字標題——「救災物資『發到手』需15小時」所示，身在靈關鎮的記者想講的是「目前災區到底最缺什麼」：「一名雅安市政府工作人員抱怨：一些災民在震後第一天就喊缺水、缺糧，這是不正常的；這次在地震中受損的房子基本都是磚木結構，房塌後屋內物品是不難拿出來的，震前一般家庭哪可能一點存糧都沒有的。他認為這可能是老百姓的恐慌心理在作怪...在採訪中，蘆山縣民政局的多名工作人員希望媒體不要過度渲染物資緊缺，以免給災民造成恐慌心理，『大家對救災物資供應要有信心，其實這次抗震的物資供應要比汶川地震時期好多了。』」。

「大魚大肉」是媒體的錯，「渲染緊缺」也是媒體的錯。新聞人的集合體又一次面臨拷問，微博微信這樣的新工具一方面給中國媒體提供了獲取信息、擴散影響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遭到受眾反擊的風險。

於是，老大哥今天也終於出面勸誡小弟，《不要打擾救援工作》。

「『我們是××報業集團的，想開一張去蘆山的通行證。』『不行啊，裡面媒體太多了。』『你就給我們開一張吧，我們還拉了一車物資。』在雅安市政府應急辦，記者聽到了這樣一組對話」——人民日報是由自家一線記者熊建撰文，勸告同行「承擔社會責任」：「災區生活資源不足、救援道路擁擠，這些都是包括媒體在內的抗震救災人員必須尊重的客觀條件。在此基礎上的媒介倫理自律與他律，則是比占用資源更值得重視的問題...我們的報道也不必都集中在一線現場。實際上，與災區有關的重要信息，政府都會通過微博、網站公佈，信息化的進步可以用足；後方醫院的志願者故事，深入採訪也會有很多收獲...媒體人當然追求『在現場』，但如果『在現場』的作用添亂大於貢獻，就需要掂量一下了。其實，新聞理想並不是只有在熱鬧喧囂處才能實現，那種為採寫新聞而製造新聞的做法是不足為訓的。」。

只不過，這種來自一線記者的規勸，必定會遭遇反唇相譏：「那你又憑什麼就可以去現場？憑你是人民日報？」。

事實上，雖然連日來多有媒體刊論提醒記者不要「添亂」、「過度採訪也是在消費災難」，但恐怕也沒有任何一家報紙、網站或者電視台願意公開承認，自家員工就是「添亂」一分子。微博上，更有多位曾經歷「5.12」報道的市場化媒體從業者，為記者功能辯護，@左志堅即言：「『記者添亂說』是一種典型誤區，記者發布的準確信息的價值遠遠超過所謂『擠占』的資源，帶來合理的救援資源分配和最優效率，並發揮監督作用。」。

「媒體總是習慣於審視別人，其實，同時自身也在被別人所審視」——新聞晨報今天是請東方衛視主持人駱新來說說感受，剖析對象正是那位雅安電視台的「最美新娘」：「依照傳播學的理論來看，『婚紗裝』的女主持人，在報道中的凸顯性，已僭越了她所報道的災難新聞本身，會使他人對新聞的準確理解形成乾擾，甚至，成為喧賓奪主的『噪音』，從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角度上判斷，這無疑是一種『不專業』的體現...至於這位女主持人有無主觀上作秀的嫌疑，由於評價標準實在太模糊，我想，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對此妄加揣測和推斷，因為凡質疑他人在作秀的人，本身也可以被他人懷疑是在『以質疑的方式作秀』，這就陷入了一個邏輯上無法自洽的怪圈，除了互相攻訐之外，誰也無法真正搞清楚所謂的『真相』。」。

另一位電視人——閭丘露薇——更是將「最美新娘」的問題歸結到幕後：「發生突發事件，馬上拉著攝影報道，這是敬業，但是身穿婚紗出鏡，這是不專業。其實很簡單，做一條新聞，配上音，自己躲在鏡頭後面，不也完成了報道任務了嗎？ 當然，最終能否播出，和台領導有關，和記者無關。」。

這篇獲騰訊昨日首頁推薦的《記者和不添亂》，主旨是想勸告那些不肯背負罵名的同行們「可以平常心一點」：「媒體水平參差，這是現實，一家或者幾家高水準媒體，無法為中國的媒體背書。媒體人到前線的辛苦，那是這份職業包含的風險和付出，不是讓別人理解自己的理由...如果媒體人自己對於網路上的批評總是耿耿於懷，著急辯解，那換位思考一下，就應該明白為何有的官員會覺得媒體在添亂。其實有批評的聲音是好事，要消除這些批評的聲音，需要依靠最終的報道，不要總是用『陰謀論』揣測別人批評的動機。不要忘了在中國，媒體或多或少屬於公權力的一部分。而且，我還是覺得『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不過，這位鳳凰衛視主播也明白耿耿於懷者的心結所在：「不同的媒體，因為關註的角度不同，因此可以給受眾提供更全面的報道，可以讓受眾有足夠的消息來源自己來還原和拼湊對災情的瞭解，判斷救援工作進行得是否理想，政府的表現是否稱職。設想一下，如果媒體不告知大眾：校舍建築存在的問題，哪些災民還沒有救災物資等等，政府如何有進步的機會？但是，如果媒體對於災情的報道是在統一的口徑和要求下進行，那再多媒體在現場也沒有太大意義。就好像每年的兩會，各路媒體齊聚大會堂前，拋去同質化的那些，其實所剩無幾。」。

糾結就在於此。而且，恐怕越是標準的喉舌記者，越能明白新聞管制下的媒體困境。四天前，來自央視的@李小萌就寫下預言：「汶川地震發生，半個月時間里媒體趨之若鶩，然後就是一周年、兩周年對援建成就的展現。經驗總結有，教訓總結無，事跡介紹有，失誤曝光無。於是，從玉樹到雅安，總要面對同樣的問題，交通擁堵、媒體過剩、救援無序、各自為政。報喜不報憂的官場和媒體，造就的只有災難的疊加」——還沒來得及聽到多少喝彩聲，稍頃，這條吐槽即被刪除。



事在人為。新京報今天就是以「清者自清」的姿態，發表《面對震災，不能「濫情」更不能「無情」》，強調「此次媒體在蘆山地震中的表現，已成熟了很多」，並獲新浪鳳凰共薦。當然，更要履行監督之責，通版呈現《六問地震應急響應》：「寶興為何成為孤島？交通擁堵因何再次出現？如何調動第一響應人？空中救援為何滯後？救援力量如何提高專業性？民間救援無序誰之責？」。

最後這個問題，是由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培訓中心副教授張小明提供答案：「造成這種無序不僅是政府原因也有民間團體的原因，雖然政府要求不要貿然進入災區，但還有很多救援組織仍然源源不斷地去，包括我認識的民間公益組織也去。反過來說，政府也有責任，給社會組織提供的救援渠道不好，平時的宣傳也不夠。」。

或許就是因為感受到兩天來對民間志願者的批評火力凶猛，今日多有媒體改為撫慰。包括前昨兩天曾連續批評「過度反應」、「盲目熱情」的中國青年報，今天亦發表《雅安救援：民間力量的成長與困厄》，贊揚「在信息溝通和協調層面，民間力量顯示了其強大性」。其評論員曹林今日之作《別借災難尋找自己的存在感》雖然還是在斥責「被道義感包裹著的自私」，但也已經轉換口氣：「對各方愛心不要苛責，不要用尖酸刻薄去冷對人家的熱情和熱心，愛心需要呵護。遠離災區坐在電腦前或看電視的人，無權苛責那些在災區冒著風險參與救災的人。即使愛心導致了一些問題，但絕非志願者、媒體人和企業家的本意，比如，奔向災區絕不是為了表現，前去採訪絕不是為了表演，捐錢捐物絕不是為了營銷，而都是出於內心本能的愛和關懷，出現的問題都是行動者非意圖、無意識的後果。」。

在分析《志願者救災反「添堵」癥結何在？》時，晶報是由專家建議「在新媒體環境下，出現重大自然災害的時候，政府應該建立一個權威的信息發布平臺，對災情進行科學評估並及時發布」。此外，還有楊耕身之作《請給災區志願者以公正的評價》：「我不確定，將志願者等同於『湊熱鬧』與『添亂者』，是否儼然已成當前輿情主流觀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誰製造並且引導了這樣的話題向度...在中國民間組織成長還很不充分，志願者精神還需要進一步張揚的狀況下，我們要做的，是真正認識志願精神的可貴，並給予足夠的鼓勵、呵護與贊許。」。

南方都市報今晨也有《志願者給災區添堵了嗎？》之問，聲稱「針對網上質疑聲，專家與志願者團隊有不同意見」。痛惜「好多志願者是去『災區游』」的反而是公益組織成員，專家代表倒是在呼籲「不能把志願者當麻煩製造者」。

終究還是故事最有說服力。繼昨天用頭版頭條送行那位犧牲的志願者汪策後，南方都市報今天再用封面主圖展現《志願者之花綻放災區》，再加一整版特寫《汶川地震後被截肢，蘆山地震後赴一線，她是志願者廖智》。

廖智是一位在汶川地震中失去雙腿的舞蹈老師，以志願者的身份出現在了雅安災區。都市快報今天也是以她為報道重點，高唱一曲《斷翅亦高飛》，眼見「她拍拍自己的腿：『這裡是假的，不怕砸』」，老男人評論員徐迅雷甚至喊出了「廖智，我們愛你！」。

還有瀟湘晨報，不僅是用大字標題轉達著義工老唐「不認同『志願者給災區添亂』」的立場，還以社評發出莊嚴宣告，《志願者的價值在多年之後會更清晰》：「我們當然不否定只餘熱情的盲目救災行為存在，可總指揮言之鑿鑿稱，每天要勸返1000多名無法保障自需的志願者，還是令人生疑——試問在緊張的救災節奏中，此種驚人數據是如何統計得出的？至於當地政府的反感情緒，也大可不必。無論如何，志願者所表現出的戮力同心首先就值得肯定。」。

長江日報以地方黨報的身份，吁請官員《對社會力量要鼓勵並放心》：「如果說志願者缺乏專業性、組織性，那其實說明，志願者的發育還不具備更成熟的土壤。有時候，志願者，乃至社會民間力量，面對的仍然是各種不放心。沒人否認這種力量，但提攜這種力量的努力不算充足，很難說社會力量是作用有限，還是被給予的發揮空間本身有限。某種程度上，一些對志願者的觀察和評價，往往是基於實際的需要出發，而不是真正認識到社會力量成長的價值，這種態度充滿了一定的功利色彩。」。

和財新網所呈現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賈西津觀點一致，這份武漢市委機關報也認同「民間力量介入救災最合適並且有效的時期是災後幾天甚至幾年的後續階段，災後當媒體焦點和人們視線轉移時期，恰恰是災區更需要援助的時候」：「如果說抗震救災的眼下，不宜過多鼓勵志願者前去災區，那麼救災轉入第二階段，尤其是家園重建階段，志願者的作用就可以有相當明顯的體現。那麼，何時、何地需要志願者，哪個階段需要有愛心人士做好準備，如何給予信息指導，這些或許就涉及到對志願者力量的協調、組織，而這些問題有沒有被考慮充分？」。

民間志願者拳拳之心需要呵護，那紅十字會悔過之心是否需要寬容？在新京報、北京青年報等率先向全民發問「我們要不要再信一次紅會」、鳳凰網首頁肯定「紅十字會這次的表現其實還可以」後，這家官辦慈善機構似乎也正在抓住這難得的喘息機會。

針對「有紅會工作人員購買一萬多元救災藥品，要求開五萬元發票」之說，其社會監督委員會昨天午前通過官方賬號回應「這屬於中江縣紅十字會老謠重炒」；針對@21世紀經濟報道揭發「紅會救災物資暫時無人接收，閑置在倉庫中」之事，則是表達謝意，並承諾盡快調配；針對網友舉報紅會路虎車隊一事，連夜發布回復，稱這幾輛豪華車輛是5年前由車商提供，用於山路崎嶇難行的四川災區的救援工作。

而被今日各路媒體集中報道的，還有另一項勢必引發矚目的決定：「中國紅十字會下月將重新啟動調查郭美美事件。除了社監委參與調查之外，中國紅會還會邀請社會公眾一起參與調查，號召大家從網上推舉代表，社監委也會邀請利益不相關的第三方專業機構參與調查。」。

的確，當街頭都已經出現「郵局沒有郭美美，賑災捐款免郵費」的口號時，紅會若想化解心結，恐怕非得回頭向「郭美美事件」要一個答案才行。

根據北京青年報引述中國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新聞發言人王永的說法，「我們幾位社會監督委員一致建議紅會重查郭美美」：「四川雅安發生地震之後，中國紅會第一時間趕赴現場開展救援，但卻迎來網民罵聲一片，有的調侃：『你們猜這次郭美美該換什麼車？』有的在罵：『滾！』中國紅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坦言，郭美美事件仍然給我們帶來負面影響。據瞭解，2011年12月31日，中國紅會發布聯合調查報告稱：『郭美美與紅會無關，郭美美炫富的財富與紅會公眾捐款和項目資金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公眾顯然並不接受。中國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委員王永兩次提出重查郭美美，劉姝威委員也建議，社會監督委員會應重啟郭美美事件調查程序，並向公眾解釋清楚，否則紅會的聲譽很難恢復...重新啟動調查後，除了社監委參與調查之外，中國紅會還會邀請社會公眾一起參與調查，號召大家從網上推舉代表，社監委也會邀請利益不相關的第三方專業機構參與調查。『第二次調查的結果向社會發布後，』王永說，『我相信會贏得社會公眾的認同和信任。』」。

中國紅十字總會賑濟救護部部長王平恐怕就沒王永那麼樂觀。根據新聞晨報今刊訪談，他嘆息「解釋有用麼？最後會被唾沫淹死的」：「新聞晨報：怎麼做都不對，那你們怎麼做事？王平：按照我們自己的原則做事。一些是非黑白，我覺得只能依靠時間證明，靠我們踏踏實實的努力去證明...的確有很多人寬慰我，說你不需要去講什麼，因為老百姓其實不是針對紅會的，他們只是對現狀不滿，需要一個發泄渠道，而紅會很不幸充當了出氣筒的角色。但是話說回來，這樣的結果就是，最終造成的負面後果不是對我們紅會的，而是對整個社會的，把整個道德底線都沖破了，對公益的打擊太大了。最終受傷的，恰恰是那些最需要幫助的老百姓。」。

打擊都已經跨境到了香港。昨天另一則被嘲諷紅會者視作好戲的消息是「港府宣佈初步向地震災區捐贈一億元，引起香港社會反彈」。據@沈大飛描述，「反對者的原因主要是：汶川地震港人捐款遭挪用；港人援建小學被拆除蓋豪宅；其中一位聽眾說：賑災也是維穩，維穩經費分點出來，比十個香港捐款還多。」。

親者痛仇者快。今晨，自有環球時報來當這個「親者」，由香港資深媒體人梅斯署名，寬慰《莫因少數港人抵制捐款寒心》：「這些質疑毫無根據可言，特區政府四川重建組提交給立法會的報告，條分縷析，被稱『每一分錢用到哪裡都看得見』。但對這份清晰可見的報告，反對者們卻選擇閉上眼睛，拒絕看見。這是一種胡攪蠻纏的態度，遇到這類人，真可謂有理也難說清。稍有理性判斷的人都會清楚，沒有證據的指責是無力的...香港近期圍繞雅安地震出現的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是想給兩地民眾間本已因奶粉、雙非孕婦等問題而高漲的對立情緒，再火上澆油。所以，面對『一毫子都不捐』，無需憤怒，無需寒心，謹記血濃於水，相信香港同胞的辨別能力，不上這些人的當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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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終於認真面對氣候變化？

美國國務卿約翰‧克裡訪華期間簽訂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具有重要的意義。它表明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都認識到雙方的有力合作和進一步的行動不僅對控制氣候變化至關重要，更能「樹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強有力榜樣」，提高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標準。

盡管如此，如果只有措辭而缺乏具體的行動，這個重要的新信號也不會有任何實質意義。

畢竟這不是中美兩國第一次提出要在氣候變化領域進行合作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召開前，兩國就曾同意「加強和協調各自的努力」。之後，美國和中國的確在一系列清潔能源倡議上展開了合作，但資金供應和高層的支持卻日漸減少。

此前的協議也曾被認為是重要的突破，因此將此次的聲明視為老調重彈也未為不可。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應該仔細審視這份聲明，因為要真正在氣候變化領域取得進展——包括建立強有力的國際氣候協議——主要國家必須首先將他們在氣候變化方面的承諾化為行動。

聯合聲明創立的中美氣候變化工作組將「立即著手工作，確定雙方推進技術、研究、節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領域合作的方式」，推動綠色低碳的經濟發展方式。

以下是我們對於中美氣候變化工作組可以採取的一些具體措施的建議：

I.控制發電等主要溫室氣體排放行業的碳排放

在中國和美國，發電等大規模工業的煤炭使用都是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所以對於兩國來說，解決上述污染源就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中之重。中國的發電行業的煤炭消費量和碳排放占到全國的一半，鋼鐵、水泥和煤化工等重工業的煤炭消費量和碳排放量也占到很大比例。

在美國，雖然發電行業的煤炭消費量過去兩年中已經有所減少，但現有火電廠仍是美國碳排放的最大來源。對於中美兩國來說，增進效率，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對於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都是十分必要的。

2005年以來，中國已經通過關閉低效電廠並新建高效電廠的方式大大提高了煤炭燃燒效率。中國政府推出的萬家企業節能項目，以及省級的需求側管理計劃和其他有針對性的工業效率提升項目都推動了能源效率的提升。中國的風能使用量也大大增加，並且今後五年太陽能太陽能的利用和分佈式發電也將有明顯的增長。

美國發電行業和其他產業的去碳化也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加利福尼亞的需求側管理項目和太陽能計劃都是很好的例證，目前加州設定的2020年之前可再生能源比重達到33%的目標已經取得了不小進展。紐約州近來也對其紐約州太陽能計劃進行了加強。這個公私合作的項目將在2015年之前在太陽能太陽能項目中投入9億美元，之後十年將再投入1.5億美元。

美國和中國還可以在碳捕捉和交易等市場機制上加強合作，推動對清潔能源的投資。中國已經在五個城市和兩個省開展了碳交易試點平臺。這些試點項目年內即將開始交易，可以視為「十三五」(2016年到2020年)國家碳交易項目的先聲。

在美國，區域溫室氣體減排動議和加利福尼亞碳捕捉與交易項目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包括：(1)要建立精確、綜合的碳排放清單，這對於中國建立碳交易或者碳稅機制都有幫助；(2)排放權交易系統的設計要有助於實現最優化的減排，特別是通過將項目收入重新投入到提高能效和推廣可再生能源的項目中。

工作組還可以探索其他減少發電行業二氧化碳排放的創新機制。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提出了一份開創性的提議，即為現有發電廠制定碳污染標準。我們的提議考慮到了各州之前情況的差異，提出利用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門增效減排的能力實現廉價有效的減排，並給出了包括清理現有電廠、轉向低排放或無排放電廠以及提升電力利用效率在內的多種合規選擇。

美國執行碳排放評價標準的經驗可以幫助中國找到高效的方式減少其發電行業對煤炭的依賴。

工作組還應該考慮加強公私合作、次政府合作以及非政府組織在加強中國氣候合作中的作用。這些機制可以有效地推動雙方在創新政策、最佳實踐和財政機制上的交流。例如，中國過去多年一直支持熱電聯產——即將產熱和產電高效整合——而美國國內也在推廣熱電聯產。類似地，美國對分佈式太陽能太陽能的第三方融資機制也可以給目前正在尋求方式推動國內分佈式太陽能太陽能產業發展的中國很多借鑒和啟示。

II.採取緊急措施應對氫氟碳和黑碳

工作組應該重點關註氫氟碳和黑碳等對氣候系統有巨大近期影響的強力溫室氣體。兩國應該盡快在這方面採取聯合行動，這樣不僅可以給雙方都帶來巨大的好處，而且還可以省去漫長的後續工作，因為兩國都已經具備了現成的解決辦法。



美中兩國已經在蒙特利爾公約框架下同意逐步廢除氫氟碳。氫氟碳是一種威力極強的溫室氣體，主要用作室內和車內空調的製冷劑。廢除吸熱能力極強的氫氟碳而改用其他化學材料可以大大減少溫室氣體污染——等同於2050年之前全球減少880億噸二氧化碳，或者美國目前年碳排放的12倍。

美中兩國都是氫氟碳的主要消費國和生產國，所以理應在控制氫氟碳的問題上發揮重要的作用。超過110個國家已經同意在蒙特利爾公約框架下停用氫氟碳，但公約由於中國和印度的抵制一直未能得到執行。

美國已經在新產車輛中廢除了氫氟碳，並正在考慮開展進一步的行動。我們已經找到了商業上印度應該逐步廢除氫氟碳的理由，而在於印度情況類似的中國，一些企業已經建立了合資公司，開發更環保的製冷劑，力圖在這個未來大有可為的市場中分一杯羹。美中兩國應該打破目前的僵局，並在今年的蒙特利爾公約會議上同意採取行動。

工作組還應該採取行動減少使用高硫柴油造成的黑碳。黑碳造成氣候變化的能力比我們之前想像的要強。此外，燃燒柴油的排放物具有很強的毒性，能引起急性哮喘病發、癌症、心臟病和早亡。幸運的是，柴油污染是可以解決的。低硫燃料加上只有在使用低硫燃料時才能發揮效果的排放控制技術可以使車輛、發動機和船隻的黑碳排放減少九成。中國近日為採用更嚴格柴油和汽油標準制定了時間表，實質上也就是將清潔燃料的採用提升為重要日程。在美國，低硫燃料和車輛標準的執行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兩國還應該合力減少因船隻使用重油而造成的黑碳排放。船用重油是世界上最臟的交通燃料。美國的船用燃料含硫量通常控制在0.1%以內，但中國和其他國家使用的船用燃料含硫量遠遠高於美國。在這些地區，集裝箱船使用的重油含硫量一般在2.6%。這個問題也是可以解決的，而且解決之後將大大有利於防止氣候變化和改善空氣質量。

毗鄰中國深圳和廣東港口的香港目前正在考慮向國際海事組織提出建立地區性排放控制區(ECA)，規定在200海裡範圍內航船燃油含硫量不超過0.1%。排放控制區在美國、加拿大和北歐已經早有先例，它可以保證國際法律規定下最嚴格空氣質量標準的實施，並能大大減少航船的污染物排放。

III. 加強頁岩氣開發的環境監控

見證了美國頁岩氣的快速發展，中國也希望復制美國的成功。但美國的經驗也表明，為頁岩氣開發建立強有力的防護措施對於保護天然氣開採用到的水資源、盡可能減少甲烷等污染氣體的產生以及保護公眾健康都十分重要。

工作組應該與中國環境保護部建立合作關係，保證中國在開發頁岩氣的過程中建立相關防護體系，充分吸取美國的經驗教訓。例如，美國已經敲定用於減少天然氣礦甲烷排放的易揮發有機化合物標準。

去年五月，美中戰略經濟對話中提出兩國「未來將在頁岩氣開發以及監管和環境框架方面加強合作」。但中國方面主管環境監管的環境保護部目前並沒有針對頁岩氣開發制定任何環境法規和標準。

如果美國環境保護署、中國環境保護部和有關非政府組織能在頁岩氣的環境和氣候監管框架上展開合作將大有益處。交流經驗的關鍵領域包括環境影響評估，礦井安全性檢測和監控，甲烷排放控制，廢水的減少、處理、處置，以及監控和管理。

在這些領域，美中兩國不需要從頭開始。以上方面的工作中有很多已經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實施和支持。此外，兩國合作可以在上述三個領域的基礎上不斷擴展，在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持以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加深合作。

不過，美中兩國要實現氣候變化領域的有效合作需要上至國家元首層面強大的政治承諾、加大投入以及專註的努力，以確保各自國家都能開展切實的行動。自然資源保護協會等非政府組織與中美能效聯盟等公私合作機構可以為政府方面的努力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在政府預算吃緊的情況下，這種幫助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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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民」之驕傲

「來，中國人，喝一杯蘇格蘭的威士忌」，他喊道，臉通紅，滿是醉意。

我到來時，這小酒館的二樓已擠滿了面紅耳熱、東倒西歪的青年人，盤中的秋刀魚、牆上的日本老電影海報，都如歷史的風乾物。

我喜歡這家小店，它的裝修與名字都透著股台灣式的波西米亞。當年，臺北的學生運動者與黨外人士出沒其中，在台啤與清酒的助興下大聲咒罵、密謀顛覆。昔日的革命者仍在到來，帶著半是重溫往日激越，半是頹唐的意興——民主成功了，卻與他們期待的不太相同。小酒館成了另類的博物館，是瞭解台灣民主歷程的必經一站。

人群中的吳睿人散發著特別的活力，酒精讓他更放鬆，神情更為恣意。這是他五十歲生日，前來助興大多是他的學生，仿佛他仍是那個代聯會主席。過去幾年中，他在青年中的受歡迎度節節上升，成了一場新情緒與新運動中導師式的人物。

這因2008年末的學生運動而起。馬英九政府在陳雲林來台時的高壓措施，令沉寂了多年的學生運動再度爆發，一些對現實政治與社會不滿的學生占領了當年的「野百合」一代的自由廣場，自稱「野草莓」的一代——既然社會認定他們像「草莓」一樣錶面光鮮、卻一碰即爛，禁不起任何挫折，他們就要用行動展現出某種「野性」。

不少「野百合」世代的人物以過來人的方式向新一代人提供鼓勵，但沒人比吳睿人更能抓住現場的情緒。

「有一種奇妙的想像在蔓延，擁抱我們破碎的島，受傷的島」，他的語言滿是詩意與悲情，是一串接一串的排比，並不吝把所有贊揚與希望都給予這些青年人——「黑色的野草莓悄悄從土地深處長出、蔓生，以一種溫柔的堅定，擁抱我們破碎的島、受傷的島。讓野草莓團結我們吧。」或許看起來，這言辭不過是空洞的抒情，但倘若你在現場、在影像上看到，則很難不被它打動。吳睿人迷人嗓音與誠摯而熱忱的表情，讓這空洞的抒情變成了劇場式的感染力。這讓人不禁想起朋友對他昔日的評價——這是很好的宣傳，卻不是知識的批判。

此後，他越來越頻繁地捲入了各種青年人組織的討論會，分享他對於台灣政治、民族主義的看法，他的英俊、抒情、不無表演式的真誠，輕易地俘虜了很多青年人的心。這多少有些意外的成功，似乎是對他人生的小小補償。他總是錯過歷史現場，他塵封已久的才能得到少許釋放。

當他在2003年完成了耗人的博士論文回到台灣，重要的故事似乎都已完成。誰也未曾料到國民黨政權竟這樣容易地結束，昔日的戰友則已紛紛成為新的掌權者。輕易的勝利常蘊涵著新的危機，他們又迅速被權力腐蝕。誰也未曾料到，陳水扁與他的幕僚們不僅沒把台灣帶入一個新時代，反而陷入了新的困境。

「讓我們回到臺大研究圖書館旁的草坪上，追憶陳文成博士對祖國台灣懷抱的夢想。讓我們回到義光教會的地下室，感受林家祖孫對生活，對陽光的深刻眷戀...那麼我們就會有力量，有決心，要把民主運動從頭做起。」吳睿人在2006年的夏天這樣講道，他與一群學者發起了「7‧15宣言」，抗議陳水扁政府的政治與道德墮落。在發言中，他檢討了自己這一代人的失誤，他們誤以為歷史在1996年首次總統大選中就終結，他們可以回歸正常，卻忘記了政治生活需要不斷的監督與檢討。他還援引蔣渭水在1920年代的主張——台灣人解放運動不僅是政治運動，也是台灣人「作為人的人格」的道德與文化運動。因此，他提出「進步本土」與「轉型正義」的概念，期望用此來激勵政治與社會改造。

這學者氣的宣言，很容易消散在紛亂的媒體泡沫中。懷著鄉愁歸來的吳睿人，或許發現自己變成了永遠的異鄉人，他的情懷與思考，在現實台灣無處安放，唯有青春與記憶給人安慰。

小酒館里太吵了，我們什麼正經話也沒說，只連乾了幾杯。這威士忌讓我想起蘇格蘭的冷峻天氣與熱烈的獨立情緒，它與秋刀魚的滋味形成一種奇妙的混合。

他的學生遞給我一本由學生社團編輯的雜誌，主題是史明。在封面的黑白照片上，這個常年的流亡者表情焦灼、銀發飄散、鬍子花白，手舉麥克風，不知正在講什麼。一種「先知」式的味道從紙面上飄散而出，就像《指環王》中的甘道夫。

當年震撼了吳睿人的異端人物，又傳到了新一代人手中，它不再有觸碰禁忌的恐懼與快感，卻有一種新的陌生。於是，當年的禁書偷讀者，變成了新的橋梁。翻到第28頁時，看到吳睿人的文章，題目「啟式與召喚」，「他們需要一個伊迪帕斯來向他們解釋他們一無所知的自己的謎，向他們教導他們所不瞭解的他們的語言和行為的意義」。這是再典型不過的吳睿人風格，充滿了故作神秘的思想與詩意。歷史以這樣的方式傳遞下來，從臺大醫學院頂樓的復印本到此刻的紀念專號，史明期待的目標尚未實現，它仍激發起新一代人。

二

第二天，我前往中央研究院拜訪吳睿人。位於南港的中研院像是臺北城的一塊飛地，充滿異鄉式的不合時宜，似乎在整個臺北沉浸於那忙碌、淺薄、即興的歡愉時，只有這裡還堅守著那個龐大、厚重的中國傳統與思想世界。它也是個混雜的世界，土地廟與胡適博物館並存其中。上次來時，我見到了湘音濃重的張朋園，他是研究辛亥革命的權威，說起目睹胡適猝亡的那一刻，也見到了中氣十足、一口標準普通話的哲學家錢永祥，他曾是1971年「保釣運動」乾將，「臺大哲學系事件」的受害者，如今不斷哀嘆這個島嶼在思想上的墮落——「它的眼界只能看到肚臍眼這麼大」...

吳睿人的辦公室在一座雙子塔式大樓里，土地公公就在它的腳下。他是台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這是個年輕的研究所，直到1986年才宣告成立，它的重要性隨著台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陡然增強，在被大中華意識壓抑了多年之後，台灣意識迅速的生長。

他的辦公室擁擠卻雅緻，堆滿了書，牆上懸掛了一張日治時代的黑白照片，我們坐下來喝烏龍茶，唱機傳出的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這正是他當年在芝加哥翻譯《想像的共同體》時的背景音樂之一。

單獨相處時，他的態度更為誠懇，交談也更顯迷人，聲音一頓一挫、充滿節奏感。似乎沒有他人的註視，他可暫時收起姿態。他先是為昨天的失禮抱歉，不該用半玩笑的口氣叫我「中國人」，似有某種敵對的意味。是啊，在臺北，人們用「中國人」，在香港人，人們用「強國人」，來表明自己與共產黨中國的不同。

他說起緩慢、充滿日本風格的桃園鎮，他的那個英俊、受挫、耽於醇酒美婦的伯父，臺北的師大附中里的青春，七等生與赫爾曼‧赫塞，是他最愛的兩位作家。

如那個時代很多不安分的靈魂一樣，文學是他的逃避煩悶、尋找自我的主要途徑。前者那壓抑、疏離的喃喃自語，恰似那個曖昧、沉悶時代的象徵，後者對青春與成長的著迷，能擊中每個少年的心。他日後對德國浪漫主義的興趣，想必也是那個時刻埋下的種子。我明白了他那常滑向濫情的語調是從何而來，在很大程度上，他仍是個「我愛黑眼珠」的「彷徨少年」。這樣一個敏感的文學少年變成了學生活動家，再變成一個精神的流亡者，又成了民族主義的闡述者，最後他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導師——用言辭鼓舞新的行動者...在這一連串角色中，文學特質始終沒有離去，它帶來了巨大的魅力，也成為了某種障礙，文學迥異於行動，當熱情被保留、被延滯，它才有更有魅力，才能化作動人的文學特質，它是反行動的。

他註定是個渴望中心的邊緣者，即使他身在故鄉、身在台灣最權威的學術機構。他抱怨台灣社會的墮落、政治與文化上的普遍平庸，他回憶起1995年隨林義雄競選時，主題竟是托克維爾論的政治精神，如今想來，這是多麼可愛又可笑的理想主義。他也說起「公共知識分子」的泛濫，這也是知識與思想廉價的象徵。他也對日常生活感到壓抑感。「我想搞醜聞」，他稍嫌誇張的說。是啊，他本是赫爾曼‧黑塞筆下的哥爾德蒙，卻被迫成為納爾齊斯，用經院的理性來馴服他過分的激情。



三

即使對他的戲劇化表達有了充分的準備，當我聽到他用「賤民」來形容台灣時，仍吃了一驚。這說法來自幾年前那篇《賤民宣言》的文章。在其中，他流露出極端的絕望，台灣缺乏力量改變現狀，它唯有通過自身的悲劇來提供某種道德啟發，而台灣惟有在這種痛苦與絕望中，才能獲得意義與新生，用自身的悲劇來映照出籠罩在它上方的帝國的黑暗。這帝國曾是清王朝、日本帝國、美利堅，如今是再度崛起的中國。

詛咒當下，是浪漫主義者的一貫方式。在一切被詛咒的對象中，最令人吳睿人不安的仍是台灣的在國際格局中的現狀，它的「賤民」地位。台灣也與他的個人處境緊密相關，知識生產逃離不了政治權力的影響。他一心想把台灣送到世界知識的版圖上，但倘若台灣無法回到世界政治版圖，他的努力該是多麼困難。對他來說，中國代表「令人喘不過氣的沉重」。「我們必須比中國學者更努力幾倍，才能讓別人聽到我們的聲音」，他提起常被忽略的台灣學者身份，「我花很大力氣大勝吵，講出自己的名字與認同，讓你稍微尊重我的存在後，我們再開始聊」。他引用薩義德自勉——我要用我一生來證明巴勒斯坦的存在。於是，他一邊批評台灣社會的淺薄時，一面又強調台灣所積累起的知識上、思想上的反思，中國不該小看，它不純粹是民主與市場這一套，它有更深的東西。他也不斷的重復「馴服又不太馴服的台灣人」的說法。但不管怎麼自辯，他仍覺得一種被邊緣化的惶恐與不滿。

「我們都說蔣渭水的鬥爭精神，但他也是很絕望的「，他把這個時代與蔣渭水時代相比。在蔣渭水的最後幾年，台灣經濟起飛、教育與文化也不斷發展，昭和時代日本國內政治日趨保守，帝國體制在台灣日益鞏固了，台灣獨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而如今，台灣則處於一種新的固化結構中，動彈不得。在東北亞區，中國民族主義日益強大、它要收復台灣，日本仍是美國附庸，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只能依附於美國，來對抗中國日益強大的中國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獨立變得日益困難，它只能變成國際格局中的「賤民」。

我聽著他這些詩化、常過分自溺的談話，多少有點意外。大陸正洋溢著「台灣熱」，人們被臺北雅緻、悠閑的日常生活吸引，嚮往於這個島嶼的民主試驗，而作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研究者，他卻在訴說一個世紀來的羞辱，對中國的抗拒。是否作為一個「帝國「來客，我從未試圖去理解他人痛苦與感受。

他的表達不無誇張，卻又無比真實。那種經濟紐帶可能帶來淺層的融合與依賴，但一個社會深層的焦慮與恐懼，被壓抑的自尊，隨時可能轉變成巨大的歷史力量，推翻之前所有的暫時的平靜。19世紀來的民族主義浪潮，不斷的印證了這一點，此刻的台灣，仍處於這股浪潮中。不管是北京政權還是普通的大陸人，倘若真的希望理解兩岸的症結，就必須傾聽到這些焦慮與不安。

四

再見到吳睿人，是在一個朋友的婚禮上。他在人群中不無孤傲的坐在那裡，我想上去和他說話，卻一時不知如何開口。

我想起他不久前的那場轟動一時的演講。在一場反對媒體壟斷的集會上，在很多人看來，台灣媒體正有被中國的紅色資本吞噬的危險。

他煽動性十足地對著青年人說「我們台灣青年要搞一輩子的運動」。他的談話充滿了取悅的願望，讓我想起了他在將近30年前所說「新民粹主義「。他這一代是要反抗黨國的政治壓力，而新一代要擺脫消費與娛樂的世界，他們通過互聯網、facebook聯結成新的力量，從溫室中走出，體驗到政治、街頭與權力。

幾個月後，我讀到一位左翼學者對他的批判，把他比成《唐倩的喜劇》中的人物，是知識上曇花一現的表演者，他沉溺與「政治的、道德的、美學」想像，把政治美學化與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它構成吸引力，更有危險的誘惑，這完全是非學者式的，無法具體分析問題。

這批評或許有道理。但自始至終，吳睿人對我總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我總記得他為《想像的共同體》所寫導讀中的一句：「對他(安德森)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經出現的民族認同都是歷史的產物，惟有通過客觀理解每一個獨特的民族認同(包括自我的認同與『他者』的認同)形成的歷史過程與機制，才可能真正擺脫傲慢偏執的民族中心主義，從而尋求不同的『想像的共同體』的共存之道。」。

吳睿人的個人經驗與思考，正是幫助我這「帝國來客」擺脫中國這自我中心的解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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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與經濟周期

中國的經濟波動，一直有一個怪圈，叫做「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說的是政府的緊縮之手一放開，經濟就會充滿活力，生產力好像從地縫、牆角里鑽出來，然後就會「出問題」，比如「投資膨脹」，「重復建設」，「惡性競爭」，通脹也會跟著起來，引發又一輪收縮，周而復始，循環下去。這一規律早就已經被總結出來，近年來依然適用。

在「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中，砍投資是首要的「收」的措施。居民消費本來就長得不快，而且通脹之下民生本來就是問題；壓縮政府消費傷筋動骨，需要政治家的智慧與勇氣；出口由國外需求決定，調控起來沒那麼直接和容易。剩下的就是投資了，而且投資在GDP中的占比大，就像一塊肥肥的唐僧肉，看起來好下口。

投資也是GDP中波動最大的一塊，繁榮的時候上得快，調控的時候砍得凶。經濟上升時往往伴隨著投資的快速增加，而且各地競爭，項目爭相上馬，唯恐比別人落後了。而且，在各地從銀行挖貸款的積極努力下，信貸往往也很配合，貨幣供應快速上升，導致短期內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引發通脹。至少從經濟波動的成分看起來，經濟周期就是「投資周期」。

投資中很大的一塊是基礎設施投資，也是政府能夠「砍」的重要對象，因為這一塊是政府主導的。相對來說，對於非基礎設施投資的調控要間接很多。進一步，正因為基建大都是政府主導的，而且存在一些質量、效率問題，在緊縮聲音漸起時，受到的批評也更多。批評政府投資是可以的，而且很容易，因為批評企業投資會直面企業的質詢：你怎麼知道我這個項目不該投？你比我更瞭解我的企業？何況私營企業家對自己的投資負責的。

其實，對於基建的批評由來已久，絕非近年來的新發明。早在1988年，在4月的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作了《關於物價、教育、社會風氣問題》的發言，其中嚴厲批評基建規模過大，引起能源、交通、原材料、外匯的緊張，引發通貨膨脹，建議「在五年之內除能源交通和已經上馬的基本建設之外，其他基建投資系統統統停止五年。」還有一個流傳的版本，把上述建議簡化為「三年不投資」，真假不得而知。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番發言起了作用，1989、1990兩年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8.7%和4.5%，遠低於改革30年以來平均24%的增速，直接導致那兩年的經濟也很蕭條，GDP增速分別只有4.1%和3.8%，遠低於30年來的接近10％的平均水平，為改革開放以來之最低，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走出那一輪蕭條。回顧那段緊縮歷史，今人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1988年的基礎設施絕對沒有過剩，而且極度短缺。今天認為中國基礎設施已經足夠的人，面對不到發達國家十分之一的收入水平，平均不到三分之一的公路、鐵路道路密度，以及嚴重的擁堵，應該重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很怪很怪的怪圈：宏觀收縮時，產業投資不景氣，如果再砍基礎設施投資，經濟下行必將放大，經濟波動也會放大，這與政府經濟調控的反周期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本來應該是實行積極的政策，對抗經濟下行的。



問題出在中國的經濟周期的根源上：一般的經濟周期分析中，假定經濟下行的根源是外在沖擊，政府採取政策對抗經濟下行；而中國的經濟周期，恰恰來源於政府主動的宏觀調控。這時政府再想對抗經濟下行，就好像是一隻手按下了瓢，另一隻手又想把它托起來，陷入左右互搏，無所適從的尷尬局面。

其實解法不是沒有。上文提到，經濟過熱往往是因為信貸供給增加過快，引發通貨膨脹，治理通脹，完全可以用貨幣政策，畢竟通貨膨脹終究是一個貨幣現象。同時，為了對抗經濟下行，還是可以採取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比如減稅，再比如增加財政支出。財政支出分為消費性和投資性，倘若不增加政府消費，就是增加政府投資，比如國防、教育、基礎設施，往哪裡投我都不反對。考慮到中國基礎設施總量依然十分落後，不僅嚴重影響居民生活，也會影響未來長期經濟增長，不妨未雨綢繆，增加基礎設施投資。

今年的情況是，不但貨幣政策緊，財政政策也跟著緊，加上出口也不景氣，導致經濟很冷，一些企業的日子不好過。表現在數據上，GDP增速很低，而且PPI已經連續半年負增長，企業利潤大幅下滑，經濟自主收縮風險增大。在這種情況下，林毅夫教授建言應該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對抗經濟下行，筆者是很贊同的，也曾寫小文闡述基礎設施與生產率，通脹，民生，長期增長潛力等方面的關系。

如此重大的事情，在如此復雜的關口，不同意見當然有的。尤其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裡面，一些質量、效率、腐敗的問題總是存在，讓人不由得不感到憤怒。然而，冷靜下來之後需要釐清的是，我們是否應該因為出了一些問題就停止建設，或者是等官員都廉潔了、法治健全了再建設？

問題問到這里，答案應該是清楚的，我們只能在前進中解決問題，在調整中積累解決問題的條件，摸索問題的解法，而不是激化矛盾。「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這樣的豪情讓人激動，甚至嚮往，卻未必能真正解決問題，而且往往不能解決問題，甚至讓情況更糟糕。筆者篤信市場，熱切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建立完善的市場秩序，但是正因為篤信市場，才知道市場作為一種高效的運行機制絕非免費，而且極為昂貴，絕非朝夕之間能夠建立，其他轉型國家的經驗也佐證了建立市場制度的漫長與艱辛。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起胡適的一句話：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將近一個世紀以前胡適的這句話，是對人性中的簡單化傾向的深刻洞見。倘若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問題當然會越來越復雜，不是簡單化的概念或者「主義」就能解決問題的，而是要充分研究問題的復雜性，尋找可行的解決思路和具體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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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基建有多落後？

去年夏天，印度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停電事故，受影響的人有6億之多。所以，當我前來探親的印度籍岳母表示包括華盛頓在內的美國東海岸地區「像印度一樣糟」的時候，這一評價聽起來著實刺耳。當時，風暴德雷科(Derecho)正席捲美國東海岸，600萬美國家庭因此斷電數天，在酷熱天氣中飽受煎熬。上個月，超強風暴桑迪(Sandy)又讓1000萬美國家庭陷入恐慌的境地。天氣預報機構預期，12月底會有一股很強的寒流，肯定會導致斷電。對此，人們只能「聽天由命」了。



面對本國基礎設施質量的不斷下降，美國人到底是什麼時候養成了一種像印度人(或許還包括英國人)那樣的聽天由命心態？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上世紀五十年代，我的英國籍母親曾在美國住了幾個月。那時候，美國到處是令人眩目的未來派景象。在這里你能看到空調，每個冰箱里都有冷藏室，霓虹燈無處不在，就連工人階級也買得起車、開上寬敞的道路行駛。但在過去三十年裡，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基礎設施一天天老化。經歷了二十餘年的投資不足之後，這些基礎設施已破敗不堪，而美國人也已適應了這種現實。

未來12個月的某一刻，我們將能看出，美國是否有意願讓其基礎設施也步入21世紀。如果一切順利，美國國會將在明年1月1日前採取措施，避免到時跌落「財政懸崖」。作為相關協議的一部分，議員們將設定另一顆「定時炸彈」，「爆炸時間」定在2013年年底——在「爆炸」之前他們必須達成一項更大的妥協，否則就會面臨另一個「財政懸崖」。美國國會可能會縮減已然捉襟見肘的聯邦投資預算。而如布魯金斯學會都市研究中心(Brookings Institution Metropolitan Center)所言，人們希望的是，美國國會能削減其他預算以支撐投資，而不是從整體上大幅削減預算。

有三個方面值得擔憂。第一，美國電網、公路、國內機場和水道的破敗，引起的公憤少得出奇。這意味著，議員們目前在其他方面感受到更大的壓力(比如捍衛現有的處於低位的資本所得稅，或維持可創造就業的國防預算)。搭乘美國國內航班時，你很難不每隔一段時間就遭遇航班嚴重延誤、取消或超訂，也很難忘記大多數乘客面對這一切時那超強的忍受力。

美國國內航班的很大一部分難題可通過建設「下一代航空運輸系統」(NextGen)來解決，它將使美國從二戰時所用的雷達網絡切換到基於衛星的航班追蹤系統。現有的安排建立在「軸輻模式」(hub and spoke model)基礎上，航空公司的每條航線都要經過某個地區性樞紐。樞紐如果停轉，會對整個網絡造成連鎖影響。NextGen會讓飛行變得更安全，讓軸輻模式變得可有可無。但美國國會對批準這項耗資至少250億美元的投資案興趣不大。

第二，大多數美國人都沒有意識到，美國落後世界其他國家有多遠。世界經濟論壇(WEF)的競爭力報告顯示，在9個類別的排名中，美國的基礎設施大多排在20名開外；而在航空運輸質量和電力供應質量分類排名中，更是排在30名開外。互聯網是在美國誕生的——這類「去中心化」網絡同時也是美國電網迫切需要的。但經合組織(OECD)數據顯示，美國的平均網速只勉強達到韓國和德國等國的十分之一。在一個「全球IT超級高速路」已不再停留在口號的時代，這種差距可不是鬧著玩兒的。擁堵的交通不會扼殺萌芽中的美國創業者，但緩慢的網速卻可能是致命的。



第三，華盛頓目前處於兩黨對立的狀態，此時要求它向一項宏偉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大開綠燈，可能不太現實。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的數據顯示，僅僅是為了使基礎設施的質量維持在現有水平，未來十年美國就需要投入2.2萬億美元。根據目前的預算安排，美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支出連這個數字的一半都達不到。我們基本上只能靠信念才會相信，明年兩黨財政協議達成(如果真的能夠達成的話)之時，這方面的支出將會翻番、而不是大幅降低。

與共和黨傳統相悖的是，許多共和黨人如今在意識形態上反對聯邦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履行任何重要職能，而是希望將這一職能下放到各州。因此，設想美國國會會按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的要求建立一家公共基礎設施銀行恐怕也不現實。該銀行可用100億美元作為種子基金，撬動大量私人部門資金，用於跨州項目投資——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類似。這家銀行可能仍將停留在規劃中。

修建橋梁(偶爾修座不通向任何地方的橋)曾是美國兩黨的共同追求。在美國即將就其財政未來做出重要抉擇之際，值得強調的是，華盛頓需著眼於今後若乾年設定相應的聯邦預算參數。在議員們採取行動之前，他們應該先去東亞轉轉，比如說從肯尼迪國際機場(JFK)到新加坡樟宜機場(Changi)、或香港赤鱲角機場(Chek Lap Kok)、或若乾其他機場，感受一下美國機場與東亞機場的差異。他們甚至可以在新德里的新機場轉機，搭乘一下這座城市帶空調的新地鐵(盡管他們可能需要忽略新機場周邊的中世紀環境)。我的岳母肯定樂於用印度香料奶茶(chai masala)來款待他們，然後輕輕搖搖食指，表達一下對美國電網的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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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骨頭

一、異地高考

昨晚，當新華網提前一步把《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學習羅陽同志優秀品質和可貴精神》作為首頁頭條時，人民網仍和新浪一起，把最顯要的位置留給異地高考困境。在這個議題上，可以完全顛覆環球時報在《向羅陽致敬，向他身後的精神致敬》中所表現出的樂觀——「中國社會的各部分是相通的，多元化帶給社會的裂痕似乎並非看上去的那麼深。這個國家有著埋在復雜表象下的共識與認同。」。

因為新華社稿件也公開承認，「作為外來人口較多的京、滬、粵等地，推進異地高考的政策則顯得較為謹慎，這表明教育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超乎想象」。商業門戶直取稿件中透露出的「北京廣東外地戶籍考生明年不能就地報名高考」為標題，根據匯總，「按照國家關於異地高考政策出台的時間表，31個省區市年底前要因地制宜出台異地高考政策，解決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在流入地高考的問題。年底期限漸近，北京市教委目前仍表示方案『正在研究中，現在不便透露』...11月22日，廣東公佈的政策同樣規定，非本省戶籍考生高考報名仍未放開。就在同一天，上海公佈，有合法穩定職業和住所，參加該市社保等，但積分指標體系並未公佈。」。

「對於京、滬、粵等壓力大的地區而言，當前最現實的難題是，在教育資源『一池水』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如何科學有序打通閘門，既減少不均衡的落差，又不引起無謂的波瀾」——其實，波瀾早已洶涌，上月，京滬兩地均發生本地籍家長反對推行異地高考的抗議活動，根據當時21世紀經濟報道所言，「在互聯網上，京籍人士將支持開放異地高考的家長稱之為『異鬧』。明確申明，北京包括教育資源在內的公共資源本來十分充裕，正是因為不斷涌入的外地人口，嚴重影響了本地居民的正當權益，而開放異地高考則會促使更多外地人口涌入北京。」。

騰訊此後雖勇於推出專題《「北上廣」本地人的「權利」源自哪》，但恐怕都解不了自己半年前《「異地高考」，死結何解》里的問號。所以，人民日報也來啃一啃這塊硬骨頭吧，昨日時評勸和，《異地高考，慢不得也急不得》：「條件太嚴、門檻太高、數量太少，到頭來只是少數人的『游戲』；條件太寬、門檻太低、數量太大，流入地的教育資源又會被稀釋，流入地學生的利益可能受損。這樣的『兩難』困境，在北京、上海、廣東這些人口輸入量大的省市尤為明顯。因此，這些地方實行異地高考的難度更大、敏感度更高，其政策還具有導向和示範效應...對於這些復雜的生源『變量』，政策如何科學應對？能否實現多方共贏？在制定異地高考政策過程中，這些都是繞不開的難題，不能不慎之又慎。」。

在以春季高考和農村學校撤點並校這兩項政策為前車之鑒後，作者袁新文也祭出「頂層設計」一詞：「在教育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今天，異地高考已不是簡單地做『加法』，而是一種深刻的利益調整。在多元利益格局中，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的利益如何協調，不同的利益訴求如何兼顧，難以避免的利益沖突如何平衡，還需要從政府部門到學生家長等相關各方一起來求共識、想辦法、找出路。」。

福利之爭又何止這一項。「中國三大養老保險有望實現城鄉銜接轉換」的人社部消息曾是昨天上午熱門頭條，中國青年報今天為此發表頭條評論，作者李曉亮「會心一笑」之餘，呼籲「三大養老險銜接，宜速不宜遲」：「養老險以及所有社保領域的全民覆蓋、城鄉平權，是社會保障體系下一步亟待推動的制度革新。不同社會身份的社會成員，不應再面對目前這種社會福利層面的差異對待。三險接續互認，宜速不宜遲，而社保體系的全面制度升級，讓所有公民享受到國家福利政策的無差別對待，更是社會保障體系恆久的制度精進訴求。若社會成員不管養老還是社保，都能得到體面而有尊嚴的保障，那麼不同社保制度不同地域的銜接轉續，就不再是問題了。」。

二、周口平墳

比起任建宇和雷政富，河南周口的平墳復耕運動儼然成了民間意見領袖心中的硬骨頭。@秋風論道雖已將禁止政府平墳與停止強制計劃生育相提並論，作為對習李新政的期待，但南方都市報以引述周口民政局負責人的方式帶給他一個打擊：「上周五(11月23日)下午，該市召開會議傳達上級指示，上級對周口平墳復耕作出肯定評價，稱『成效顯著』，要求在外界輿論壓力下進一步推動。」。

這篇報道，被五大門戶看中的是「在周口市東部的沈丘縣石槽集鄉陳口村，多名村民證實，該村的公墓將一名廳級官員的祖墳圈入其中，避免了被平」之段落，不過，「縣領導稱與『增減掛鉤』有關」的小標題顯然更易成為罪狀。新浪昨日正是以頭條位置轉發青年時報之文，首席評論員翟春陽質問的是「周口平墳能多打多少糧食」：「所謂『增減掛鉤』，就是你平墳平出多少土地，省里就批你多少商業用地。如此一來，所謂『復耕』幾乎等於零，『多打糧食』也就是一句空話。我國歷次平墳運動常用的一個口號是『不能讓死人與活人爭地』，但周口的這種做法又是什麼呢？是『政府與死人爭地』嗎？」。

同獲推薦的還有長江日報之《周口平墳中的社會認識分歧》。發現平墳問題似乎變成了輿論與當地政府之間的「角力」後，評論員付小為認為其中至少包括平墳的對與錯、平墳的動力、平墳的公平三個方面：「公共媒體、知識分子關註的是第一個問題，即該不該平墳。它既涉及入土為安、慎終追遠的傳統文化觀念和習俗，也關繫到公權力能不能強制乾預既成的『入土』事實。前者是文化問題，後者是權利問題。如果從這個層面來看平墳，平墳運動很容易被判為『錯誤』，不存在轉寰餘地。事實上，輿論幾乎一面倒的批評之聲恰恰呼應了這一點。」。

行文至此，這份武漢市委機關報已經表明自己並不準備完全站在公共媒體一邊：「有專家質疑平墳的背後是政府的『土地財政思維』...輿論可能會下意識地將其劃入『經濟GDP作祟』，但客觀地說，任何地方都有發展的沖動和需要，而發展本身未必不是惠及於民的。」。

所以，在第三個方面，即「周口當地民眾，他們關心的是什麼呢」的角度上，這篇文章強調「農民恐怕考慮更多的是他們可以從復耕中獲得什麼，過程和結果是不是公平的」：「本質上，『平墳復耕』面對的是人與土地的關系問題。放在一個人口稀疏、土地豐沛的地域，自然不會有這樣的問題產生。而把背景拉回到人口密集、土地高度開發的中原地帶，隨著農村集約化發展的加速，人地緊張關系日益凸顯。無論是徵地拆遷問題，還是平墳復耕問題，都是緊張關系的集中體現。很多類似的事件、爭議、沖突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媒體、政府、民眾的三重訴求關系。它們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一致性，在另一些方面則激烈對立。」。

「輿論並不能取代管理決策，輿論也不能完全被視為民意」，作者結語處提供化解方案：「某種程度上，輿論開拓出博弈空間，核心問題的對應主體則是政府與民眾。意識到這一點，平墳問題就不是錯誤決策與方式方法孰為重之爭，而是在耕地上已有墳墓的既成事實，其做法與殯葬條例不符的基礎上，地方政府怎麼妥善處理、如何讓當地民眾滿意的問題。」。

相信長江日報的這三段分析，胡錫進也會點頭認可。當大多數媒體站到反對聲音的一邊時，只有他的環球時報在上周六發表《強制平墳和醜化平墳都不可取》，聲稱「強烈的反對聲背後都不會沒有道理，但周口市的初衷也不會像情緒化描述中的那樣『自私』」。前天又借社評談論改革新氣象之機，嘆息「河南周口市搞『平墳復耕』是對風俗和占地之間的一次大膽平衡，但在輿論上遭到的抵制非常多。」。

及至今晨，南方都市報又在深度周刊里帶來了現實中的抵制，那就是《周口張家碑倒前後：平墳家庭死與生》，新浪，「親友抬棺至縣政府」的情節獲網絡編輯重點展示：「今年中秋節，張富春返鄉幫助家裡秋收冬播。沒想到，他遇到了政府平墳，又目睹了妻子和二姑父的死亡。他說，他現在不想再回憶和妻子的過去。父親張方自責疏忽，又埋怨政府，『墳你說平了能多種麥，就平了，可是一塊碑能占啥地方？』這個老共產黨員，積極響應號召，全村70多個祖墳，他第二家平，3塊墓碑，他第一家挖。他想不通為啥會有這樣的結果。」。



三、風聲鶴唳

當酒鬼酒復牌後連續第三天跌停後，損失慘重的投資者正在股吧里痛罵21世紀網挑起塑化劑危機實乃「惡意做空」。

而與此同時，新的食品安全危機報道又已經來襲中國人脆弱的承受力。以「一個剛從四川出來做護工的農村婦女」為口述者娓娓道來，稱十幾斤重的小豬使用含有大量激素、安眠藥等藥物的添加劑催肥，五六個月出欄，長期食用該豬肉會誘發各種不適症狀甚至癌症，再配上「農婦警告：在中國吃豬肉等於自殺」這樣極具殺傷力的標題，，自然就能在互聯網上迅速傳開。

人民日報決定闢謠。記者前往生豬養殖大省四川調查，並採訪農業部負責人，周一齣稿《「吃豬肉等於自殺」危言聳聽》，小標題便告知民眾：「豬生長周期縮短，得益於品種、飼料、養殖環境改進；國家對飼料添加劑監管嚴格，飼料質量可以放心」。針對「生豬五六個月出欄太快嗎」、「安眠藥、尿素等能否用來喂豬」、「豬飼料添加劑對人體有害嗎」、「我國豬飼料質量安全嗎」四大疑慮，最高黨報一言蔽之——「總體看，我國動物產品安全是有保障的」。

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和「激素、安眠藥、催化劑助長豬肉五六個月出欄」的指控如出一轍，「一隻雞從孵出到端上餐桌，只需要45天」——中國經濟網上周五以山西南部一則宣傳廣告為據，指控肯德基、麥當勞以及諸多大型超市提供原料的山西粟海集團有限公司，證言來自飼料廠車間工人，即「這些飼料配了藥，有添加劑，具體是什麼不知道，但對人體肯定有害，周邊的蒼蠅都毒死了，年輕人都不敢在這里乾活。」。

「周邊的蒼蠅都毒死了」，此言一齣，怎不嘩然。借助經濟日報的權威地位，再加上肯德基、麥當勞這樣的名牌效應，各路媒體迅速跟進。粟海集團也算反應快，周六即通過公司網站給出六點聲明：「一、我司使用的是中國肉雞行業普遍使用的白羽雞，45天屬於正常生長期；二、公司嚴格執行國家相關標準，對肉雞養殖全過程實行標準化管理......」肯德基和麥當勞通過官方微博發布的回應亦在此後到來，前者強調粟海集團供應量僅占雞肉採購量的1%左右，後者乾脆聲明「報道中說到的供應商不是我們現有雞肉供應商」。

不過，這並不能說服所有媒體。廣州日報周一即刊《速成雞是否安全，權威聲音不該缺席》：「大型養殖企業工人也好，個體飼養戶也好，對養殖出來的雞、豬等的安全性難以說清，決不是正常現象。在科技力量越來越顯示其巨大作用的同時，食品安全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人們的知情權、健康權也越來越得到凸顯，權威部門及相關職能部門有必要站出來，就公眾乃至養殖戶反映的問題解疑釋惑，或者及時查處可能有安全隱患生產出來的肉食品、奶類產品等。正因此，針對上述新聞中曝出來的『速成雞』以及由此飼養出來的『速成豬』等是否安全，是該有更加權威聲音。」。

作為山東省委機關報，大眾日報是以為民代言的姿態質問洋快餐：「『45天速成雞』到底是個什麼雞？是否有害健康？大賣之前，希望相關飼養者、管理者，能說清楚先！」。

只是，在一些專業人士看來，這種義憤填膺、驚慌失措實在是「不專業」，是草木皆兵心理的再一次體現。東方早報、羊城晚報均帶來「白羽雞僅需45天生長並不稀奇」的專家回答，新京報亦由作者伯通明確宣佈「『45天速成雞』時間不是問題」：「除了個別媒體從業者缺乏嚴謹求實的工作態度外，像『吃豬肉等於自殺』這樣的陳年老帖還能興風作浪的原因，還在於公眾在接連不斷的食品安全危機中信心不足，寧可信其有。當然，一些國人對『傳統飲食』無限懷念，對現代食品工業也存在著偏見和認識誤區。」。

騰訊也來作無害辯護，今日話題反問《肉雞45天「速成」有何不可？》。不僅強調「幾十年的精心育種和現代化的飼養方式造就了『速成雞』的高速生長」，更是要打破人們心目中「柴雞土雞吃著營養又安心」的定論：「柴雞土雞的維生素和礦物質等營養含量甚至低於速成肉雞...農戶飼養的柴雞基本都處於放養狀態、無人監管，而由於現在農藥的使用越來越普遍，有些農戶為了防止黃鼠狼、老鼠偷食還會使用老鼠藥等有毒藥物，這些都增加了柴雞攝入有毒物質的風險。」。

不過，責編張春續也別指望僅靠這樣講解一通就能讓消費者放棄「經驗」、變得「明智」。因為，在這個專題的下方，超過85%的投票者仍然認定45天的速成肉雞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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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與經濟周期

中國的經濟波動，一直有一個怪圈，叫做「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說的是政府的緊縮之手一放開，經濟就會充滿活力，生產力好像從地縫、牆角里鑽出來，然後就會「出問題」，比如「投資膨脹」，「重復建設」，「惡性競爭」，通脹也會跟著起來，引發又一輪收縮，周而復始，循環下去。這一規律早就已經被總結出來，近年來依然適用。

在「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中，砍投資是首要的「收」的措施。居民消費本來就長得不快，而且通脹之下民生本來就是問題；壓縮政府消費傷筋動骨，需要政治家的智慧與勇氣；出口由國外需求決定，調控起來沒那麼直接和容易。剩下的就是投資了，而且投資在GDP中的占比大，就像一塊肥肥的唐僧肉，看起來好下口。

投資也是GDP中波動最大的一塊，繁榮的時候上得快，調控的時候砍得凶。經濟上升時往往伴隨著投資的快速增加，而且各地競爭，項目爭相上馬，唯恐比別人落後了。而且，在各地從銀行挖貸款的積極努力下，信貸往往也很配合，貨幣供應快速上升，導致短期內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引發通脹。至少從經濟波動的成分看起來，經濟周期就是「投資周期」。

投資中很大的一塊是基礎設施投資，也是政府能夠「砍」的重要對象，因為這一塊是政府主導的。相對來說，對於非基礎設施投資的調控要間接很多。進一步，正因為基建大都是政府主導的，而且存在一些質量、效率問題，在緊縮聲音漸起時，受到的批評也更多。批評政府投資是可以的，而且很容易，因為批評企業投資會直面企業的質詢：你怎麼知道我這個項目不該投？你比我更瞭解我的企業？何況私營企業家對自己的投資負責的。

其實，對於基建的批評由來已久，絕非近年來的新發明。早在1988年，在4月的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作了《關於物價、教育、社會風氣問題》的發言，其中嚴厲批評基建規模過大，引起能源、交通、原材料、外匯的緊張，引發通貨膨脹，建議「在五年之內除能源交通和已經上馬的基本建設之外，其他基建投資系統統統停止五年。」還有一個流傳的版本，把上述建議簡化為「三年不投資」，真假不得而知。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番發言起了作用，1989、1990兩年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8.7%和4.5%，遠低於改革30年以來平均24%的增速，直接導致那兩年的經濟也很蕭條，GDP增速分別只有4.1%和3.8%，遠低於30年來的接近10％的平均水平，為改革開放以來之最低，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走出那一輪蕭條。回顧那段緊縮歷史，今人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1988年的基礎設施絕對沒有過剩，而且極度短缺。今天認為中國基礎設施已經足夠的人，面對不到發達國家十分之一的收入水平，平均不到三分之一的公路、鐵路道路密度，以及嚴重的擁堵，應該重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很怪很怪的怪圈：宏觀收縮時，產業投資不景氣，如果再砍基礎設施投資，經濟下行必將放大，經濟波動也會放大，這與政府經濟調控的反周期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本來應該是實行積極的政策，對抗經濟下行的。



問題出在中國的經濟周期的根源上：一般的經濟周期分析中，假定經濟下行的根源是外在沖擊，政府採取政策對抗經濟下行；而中國的經濟周期，恰恰來源於政府主動的宏觀調控。這時政府再想對抗經濟下行，就好像是一隻手按下了瓢，另一隻手又想把它托起來，陷入左右互搏，無所適從的尷尬局面。

其實解法不是沒有。上文提到，經濟過熱往往是因為信貸供給增加過快，引發通貨膨脹，治理通脹，完全可以用貨幣政策，畢竟通貨膨脹終究是一個貨幣現象。同時，為了對抗經濟下行，還是可以採取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比如減稅，再比如增加財政支出。財政支出分為消費性和投資性，倘若不增加政府消費，就是增加政府投資，比如國防、教育、基礎設施，往哪裡投我都不反對。考慮到中國基礎設施總量依然十分落後，不僅嚴重影響居民生活，也會影響未來長期經濟增長，不妨未雨綢繆，增加基礎設施投資。

今年的情況是，不但貨幣政策緊，財政政策也跟著緊，加上出口也不景氣，導致經濟很冷，一些企業的日子不好過。表現在數據上，GDP增速很低，而且PPI已經連續半年負增長，企業利潤大幅下滑，經濟自主收縮風險增大。在這種情況下，林毅夫教授建言應該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對抗經濟下行，筆者是很贊同的，也曾寫小文闡述基礎設施與生產率，通脹，民生，長期增長潛力等方面的關系。

如此重大的事情，在如此復雜的關口，不同意見當然有的。尤其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裡面，一些質量、效率、腐敗的問題總是存在，讓人不由得不感到憤怒。然而，冷靜下來之後需要釐清的是，我們是否應該因為出了一些問題就停止建設，或者是等官員都廉潔了、法治健全了再建設？

問題問到這里，答案應該是清楚的，我們只能在前進中解決問題，在調整中積累解決問題的條件，摸索問題的解法，而不是激化矛盾。「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這樣的豪情讓人激動，甚至嚮往，卻未必能真正解決問題，而且往往不能解決問題，甚至讓情況更糟糕。筆者篤信市場，熱切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建立完善的市場秩序，但是正因為篤信市場，才知道市場作為一種高效的運行機制絕非免費，而且極為昂貴，絕非朝夕之間能夠建立，其他轉型國家的經驗也佐證了建立市場制度的漫長與艱辛。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起胡適的一句話：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將近一個世紀以前胡適的這句話，是對人性中的簡單化傾向的深刻洞見。倘若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問題當然會越來越復雜，不是簡單化的概念或者「主義」就能解決問題的，而是要充分研究問題的復雜性，尋找可行的解決思路和具體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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