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謀曹興誠糾纏多年──台積電崛起的祕密

晶圓代工模式是誰創造的？這個問題在1990年代，台積電撐過了營運的低潮，開始邁開成長的步伐時，成為財經科技媒體探討報導的重點。到底，「晶圓代工模式」是誰創造的？有人說，是聯電董事長曹興誠拿著這份企畫書見高層，結果卻交到了張忠謀的手裡；也有人說，這樣的營運模式很早就在Morris的腦海裡，只不過陰錯陽差，李國鼎要他籌備一家晶圓製造廠，他就拿來練兵。



曾有人曾拿這個問題請教孫運璿基金會執行長史欽泰，他可以說是最有資格對這個問題加以評斷的局中人，原因有三。其一：張忠謀回台接工研院院長時，史欽泰是工研院電子所所長（後來晉升為副院長、院長），半導體的研究團隊就屬於他領導的部門，台積電成立時第一批員工幹部就是從該所移轉過去的，後來張忠謀把他升任副院長，Morris自己升董事長時又推薦史欽泰當院長，他們兩人在Morris剛回台灣的那幾年，有充分的共事與默契。

其二：曹興誠跟宣明智、劉英達創立聯華電子之前，是電子所負責業務推展的副所長，跟史欽泰共事多年，聯電創設過程中筆者觀察史欽泰亦提供聯電建廠過程中不少的協助。

其三：台灣在1980年代開始，由工研院顧問潘文淵計畫下，曾草擬了首批半導體人才訓練計畫，推舉數十人送到美國RCA接受職場場域的訓練。曹興程、史欽泰與台積電後來擔任副董事長的曾繁城，都是這批送到海外培養半導體技術、營運中的團隊成員。

因此，當筆者請教史欽泰執行長，到底「晶圓代工模式」是曹興誠還是張忠謀創造的？這個問題時，他回答，其實這樣的晶圓代工模式，遠在台積電成立之前的5、6年，美國一位半導體專家寫了一本書，裡面有個章節就提到了，半導體晶片上中下游生產供應鏈當中，應該有「晶圓代工」這樣營運模式的可能。



如果往前推溯，早在徐賢修擔任工研院院長的時代，透過與美國RCA關係很好的工研院顧問潘文淵的牽線，工研院特別圈選了該院電子所一批電子人才去受訓，這批人才分成兩組，一組學半導體（晶片）設計，聯發科創辦人蔡明介就是其中一人，另一組學晶片製造，曾繁城、劉英達、曹興誠就是其中幾人。

當時美國較具規模的半導體整合（IDM）公司基於半導體是新興的高科技，為保護營業機密都不歡迎國外科技人士來參觀，更遑論代為訓練了，唯獨RCA為什麼這麼大方？原因有二，除了潘文淵的接引關係外，早期李國鼎擔任經濟部長時，RCA就是K.T（李國鼎）引進設廠的幾家美歐跨國企業其中的一家，並且在台灣賺了大錢，算是欠K.T一份情，並且以老美當時掌握這個先進產業，人才技術遙遙領先的態勢，RCA高層也不認為來這麼些人這麼短期的訓練能帶走什麼技術！

在這種心態下，得以接納台灣第一批半導體培訓人才。卻沒想到這批人才的優秀與電子理論底子深厚，很快的吸收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的關鍵概念，開啟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開始。先是公家出資，由電子所幾位要角曹興誠、宣明智、劉英達創設了聯華電子，接著3家華裔專家群在新竹科學園區創設他們的半導體公司。



那個時候，當紅炸子雞的全球半導體公司就是IBM、德州儀器（TI）、英代爾、RCA等幾家，他們都是從晶片設計、製造、封裝一條龍的所謂系統整合（IDM）型態公司，並沒有所謂IC設計與晶圓生產分開的業態。當新竹科學園區3家歸國專家們急著要政府協助投資成立工廠，政府又沒有這麼多龐大經費預算可以同時滿足他們需要的當下，張忠謀適時的出現，陰錯陽差的先接工研院院長，接著卻創起業來。本來3家要的只是生產簡單的消費電子類比IC技術，結果張忠謀卻端出了高低端都可以共用生產的完整邏輯晶片生產技術。您說，這是不是天意？

據了解，當年這3家半導體新創公司需要的晶片生產也考慮採用聯電的生產產能，但因為那幾年消費電子晶片市場熱賣。筆者曾報導聯電一款裝在娃娃玩具內的回聲IC聖誕節前後，歐美市場熱賣，聯電產能供不應求，從這點來看，聯電撥不出產能給3家園區新創半導體團隊確實是極有可能的事，卻也間接促成了台積電的誕生。

回應前面的三點分析，既然，該書比起瑜亮情結的張曹兩人糾纏多年的問題更早幾年出現，不就說明了創始的主意，不是來自他們兩人中的任一人。話說回來，經過多年後的2020年12月，工研院頒發獎盃給50年來對該院有傑出貢獻的人士中，張忠謀、曹興誠都獲獎，兩人也趁機適時的擁抱對手握手共賀，成為本事件爭論多年，最完美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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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琅嶠鷹季，地景藝術展饗宴進行式

每年秋天，恆春半島最大的生態盛事之一，便是迎接國慶鳥-灰面鵟鷹的到來，同時也吸引了來自全台各地的旅客，觀賞這壯觀的群鷹滿空盛事。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墾管處)，為了讓朝聖而來的鳥友及民們可以透過正確且生動有趣的方式深度體驗，歷年都會舉辦琅嶠鷹季系列活動，讓前往恆春半島賞鷹的旅客，有個更豐富美好的旅遊回憶。



融合在地藝術家的創作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國內旅遊產業大受衝擊，所幸在防疫指揮中心以及全國人民的努力下，各旅遊景點陸續在符合防疫規範下適度的開放，墾管處為了讓旅客有別以往的方式體驗琅嶠鷹季活動，特別與恆春在地藝術工作者-王明堂老師的團隊合作，以[草莽鷹雄]等地景藝術創作主題，於社頂自然公園設置15座代表恆春半島人文、生態與環境教育為主題的藝術作品，融合牧草迷宮的設計，提供不同往年的賞鷹經驗。



與鹿共舞，伴鷹翱翔

王明堂老師團附在本次創作中，分別選用了恆春半島早期用於製作生活中大小家具的「竹」、曾創造恆春半島經濟的「瓊麻」等在地作物，加上具有環境教育意涵的外來種植物「銀合歡」、象徵人類污染的「海洋廢棄物」等元素，分別創作了墾丁國家公園復育物種的梅花鹿、象徵恆春半島特有物種的班卡拉蝸牛以及台灣特有種-莫氏樹蛙及鷹季主角灰面鵟鷹等4種動物，一起迎接來自北方的貴客們。



療癒防疫桎梏中的心靈

2021琅嶠鷹季地景藝術活動，預計從2021/09/18開始展示到10/17為止的假日10:00~17:00，展示地點為社頂自然公園，現場會有志工擔任防疫、引導、安全維護及解說的服務，提供民眾賞鷹同時，更能深入體驗恆春半島的文化藝術與生態景緻，墾管處同時也提醒預計將出遊的民眾，活動期間，須配合疫情指揮中心的防疫原則，讓遊憩的品質與防疫工作兼備，才能快快樂樂的出門，平平安安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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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翻譯社－最專業的中翻英、英翻中翻譯服務

★「關於我們」

　　美加翻譯社於民國95在台北市設立，公司位置就在和平東路一段，捷運古亭站旁邊，擁有多位本國籍與外國籍的專業翻譯人才，主要為提供工商、法律、科技、工程文件之翻譯、口譯等服務的專業翻譯公司。

　　我們的正職資深翻譯人員有10人，另外有近20人的兼職工作者，均為各行各業中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其中包括律師、醫生、管理人員、工程師、大專院校碩士、博士及專家教授、各大院所的研究人員等，並有精通國語的國外專家學者。他們均具有大學以上學歷，在各自領域都學有專長且外語造詣精湛，文筆流暢，具有多年專業翻譯經驗。

　　由於擁有前述的專職翻譯團隊，我們具備足夠能力獨立承接和組織、實施大型的翻譯專案，並可視作業負荷的狀況而動態調配。另外為了讓客戶能夠掌握時效，我們利用網路的傳遞服務，提供國外與大陸的客戶最迅速便捷的服務和品質，因此能把客戶的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口上，保證價格合理、公正。

　　交付給客戶的文稿，均有專人再次校對潤飾，力求信雅達的境界，不會因為趕件而敷衍了事，您大可放心。

★「服務項目」

　◇文件翻譯：書信、合約、貿易函件、產品說明書、保險、訴訟、專利、財務報表、文藝作品、出國資料、公證資料、電視電影劇本等翻譯。
　◇口　　譯：國際會議同步翻譯、商務談判、旅遊隨行、展示會、會展口譯。
　◇網站翻譯：網站及網頁的翻譯和本土化。
　◇打字和論文排版：各國語文稿件撰稿、打字、排版。

★「服務流程」

　◇專案分析

　　當客戶提出具體要求後，我們將在幾小時內提供費用估算，對於大型專案，我們會指定一名專案經理，負責專案實施與協調工作。

　　當接受客戶委託以後，我們將仔細審閱稿件的內容、計算字數，並進行任何必要的預先處理。

　◇遴選譯員

　　我們會從龐大的翻譯團隊中慎選在您指定的領域內具有專業知識背景、能夠勝任翻譯專案的翻譯人員。為了給予您的委託最佳解決方案，我們對翻譯人員的專業知識與文學造詣會進行仔細的分析與認定。我們只會安排具有相關教育背景、技術經驗和專業知識的翻譯人員來翻譯您的文件。

　◇翻譯

　　美加翻譯社所進行的所有翻譯均由熟諳本國語言的翻譯界高手進行，我們的專案管理小組或專案經理將能保證專案均能按要求有序地進行。

　◇編輯、二次校對

　　翻譯結束後，我們將提供二次校對服務，校對組將對譯件進行文件逐字校對，並對其進行編輯。該過程將徹底消除拼寫、打字和語法上的錯誤，同時保證用詞貼切與前後一致。

★「服務價格」

　　影響翻譯價格的因素主要有語言種類、專業程度、字數、交件時間...等，不同的文件其翻譯價格可能相差很大。對於您的的詢價或委託，我們都會根據文件的性質和客戶的要求進行分析，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後，再做出客觀的報價。

　　我們在估價時，主要係考慮以下因素：

　◇字數計算：
　　以WORD的字數統計功能計算字數，換算為中文字字數計算，每個英文單字乘以2大約等於相應的中文字字數。
　　單獨文件不足500字按500字、500～1,000字按1,000字計算。
　　字數的計算，係以WORD的工具(T)/字數統計(W)的字數為準。

　◇語言種類：
　　除英語、日語、法語、德語、俄語等5種語言外的其他語言，因使用上較為稀少，價格要高於這五種語言。

　◇每日翻譯量：
　　自委託翻譯之第二天起，每個工作日翻譯2,500個中文字為正常狀況。

　◇急件收費：
　　以正常狀況下，該文件的完工天數，除以客戶要求完成之天數，得出之數字乘以單價計算。

　◇口譯：
　　工作時間為每日7小時，加班每超過l小時，加收50%加班費用。如需至外地出差，需請負擔翻譯人員的交通、食宿等費用。特殊專業及稀有語種價格另議。

　◇其他因素：
　　(l)技術資料類別；(2)資料數量大小；(3)交件時間長短等因素。

★免費估價

　　如果您有翻譯的需求，我們非常樂意免費為您估價。您可以將文件的全部或部分用Email(service@megatran.com.tw)或傳真(02-23634309)方式發給我們，並告知您的要求，我們會儘快與您聯繫。

　　基本上，您可以參考下表自行估計價格，不過下表並不是唯一依據，實際上我們的估價可能會高於或低於下表，兩者皆有可能，如果方便的話，還是要請您將文件傳來，如此的估價才會比較準確。

註1：以原稿文字為計價基礎，單獨文件不足500字按500字、500～1,000字按1,000字計算。
　2：急件則按緊急的程度加收單價的50%～300%。
　3：醫學、法律、金融、文學、詩詞、歷史、古文、菜譜等按難易程度加收50%～300%。
　4：第一次委託翻譯時預收總估價70%的訂金，翻譯完成取件時一次結清全款。

★「區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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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錯」

新聞聯播昨晚口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進一步全面部署四川蘆山抗震救災工作，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雖然沒有播出會議現場畫面，但解說詞中「政治局七常委起立為地震遇難者默哀」之意，立即成為各門戶首頁頭條，並延續至今晨諸多報紙封面。



根據新華社電稿，中共最高領導層重拾前輩那句「多難興邦」，並加上了一句「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以強調「越是在困難的情況下，越是要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同舟共濟的凝聚力，越是要鼓起越是艱險越向前的精氣神。」。

「我提議，為表達對四川蘆山地震遇難同胞和在搶險救災中英勇犧牲的戰士的深切哀悼，請大家起立」——這句引自習近平的話，還同時成為另一篇電稿的導語。《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戰勝災害——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開展四川蘆山抗震救災紀實》刊發在今日人民日報及各省級機關報頭版，文章最後寫道：「『我們的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一定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風險和挑戰。』『只要我們有準備，團結一心，共同應對，就完全能夠從容應對徵途上的各種復雜局面，戰勝各種可能出現的艱難險阻。』總書記堅定有力的話語，在人們的心頭久久回響。」。

但是，在中共喉舌之外的民間輿論場上，沖突越來越多地浮出雅安震後水面。

尤其是在微博論壇中，點過蠟燭發過愛心後，那些環球時報口中的「好批評者」更願意傳播的當然是「負能量」，從學校建築垮塌、物資發放遲滯，到救援隊伍因為調度不力而撲空。

《汶川地震後所建8級抗震建築不抵7級地震》的消息即是一例，雖然只是隱藏在中國青年報原題為「在抗震建築上，我們必須嚮日本學習」的一篇評論中，但經由門戶發掘，瞬間在互聯網上熱傳。文中所引原話來自國際在線網站周日報道，是雅安寶興縣縣長介紹，「目前，全縣水電氣中斷，房屋幾乎全部受損，包括汶川地震後重建的建築」。

批評者們頓時痛心疾首，認定「豆腐渣」再現，聲聲質問工程監管何在。所幸，這種「有罪推定」此後被多家媒體引用專家解釋予以修正，騰訊今日即刊首頁專題《「8級抗震建築」為何抗不了7級地震》，指出這一說法中有「概念錯誤」：「看起來，這次雅安蘆山7級地震還沒有達到8級的標準。但是，對於房屋的抗震性而言，震級並不是衡量指標，烈度才是...這次雅安地震的部分烈度已經超過當地建築抗震設防標準...從目前情況看，在蘆山和寶興兩地，包括學校和醫院在內的公共建築基本沒有在地震中完全垮塌的，這說明我國公共工程建設的強制性國標，在汶川地震後得到了反思和貫徹」。

河南高速管理收費站向山東救援車隊收取過路費一事也是招致罵聲一片。新京報今天來一篇《救災車免費通行應有全國統一機制》已經算是客氣，晶報和錢江晚報更是義憤填膺：「震災當前，收費站唯利是圖令人齒冷」；「你收的這些費能有多少，你因此而傷害到的慈善之心又有多少，你算過嗎？」。

包括五大商業門戶及眾多媒體微博賬號在內，昨天還曾大力擴散一組表現寶興縣靈關鎮災民聚集抗議的照片。@南方都市報就是以轉發@新浪圖片的方式，通報《寶興災民聚集拉幅「我冷餓」》：「4月23日上午8點30分，四川省寶興縣靈關鎮，部分受災民眾舉著『我冷餓』的橫幅，呼吸各方支持和關註。因交通阻斷，許多救援物資未及時運送到震區靈關鎮。目前，部分震區缺水缺糧和帳篷，民眾情緒激動。」。

這當然迅即成為民間意見領袖批評政府救災不力的重要依據。不過，傍晚到來前，南方都市報下屬的部門微博官號@南都深度帶來了前方記者的採訪記錄：「寶興縣靈關鎮鎮委書記楊中雲解釋，災民們拉橫幅與物資發放無關，而是對電視台報道『該鎮大魚大肉、非重災區』不滿的發泄。」。

在另一個方向上伏伺的@吳法天，此時忍不住要大笑一聲：「南都深度闢謠南方都市報，罕見！」。

不過，「公知」固然罵早了，「五毛」恐怕也笑早了。寶興縣昨晚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針對「靈關鎮出現部分災民情緒不穩的情況」作出回應，按照縣委書記韓冰和縣長馬軍的說法，「我冷餓」的抗議中，既有「救災物資不暢、生活必需品緊缺」的原因，也緣於「個別媒體未對災情進行詳細全面的瞭解，近日發布一則『中壩村村民地震期間大吃大喝』的不實報道」。

中新社的發布會報道被各門戶轉載在今晨首頁顯要位置：「馬軍介紹，地震發生後，道路中斷，救災物資無法運入災區，食品、藥品、帳篷等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道路打通後，路況不佳、暢通性不足、大車無法進入，運入寶興的物資仍非常有限。『水、電、通訊、道路全斷了，救災物資運進也遲後外面，我能理解他們。』韓冰稱，隨著23日對省道210線部分路段實行交通管制，並統一單邊通行，救災物資已於下午開始大批運進，食品、水等物資在各安置點發放。目前最大的缺口是1萬頂帳篷，最晚25日到位。」。

但包括南方都市報在內，今日多數紙媒均未公開報道此樁抗議事件，「我冷餓」三字也已成微博搜索敏感詞。揚子晚報是大張旗鼓第一人，頭版中心大標題就是《災民「大魚大肉」？》的自問自答：「既為地震重災區，村民緣何『頓頓魚肉』？揚子晚報特派記者調查，這其實是個令人感動的愛心故事。事實是很多老百姓自發捐出魚肉，超市老闆捐出蔬菜雞肉排骨，冰箱沒電，商家捐出存貨」。

內版標題更是直斥「假新聞」：「人群中，韓秀蓉拉著9歲的兒子哭個不停。韓秀蓉是靈關鎮中壩村人，是一條流言讓韓秀蓉走上街頭表達委屈和不滿。當日上午，她在受災群眾安置點聽村民議論，說前天某衛視有一則關於靈關鎮的報道，報道稱，『靈關鎮村民災後頓頓大魚大肉，好像受災不是很嚴重」，「這跟事實很不符！』韓秀蓉哭著說...她認為這是對靈關鎮受災群眾的侮辱。按照她的解釋，這些魚肉事實上都是老百姓自發捐出，接濟全鎮百姓的，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送給了前來救援的隊伍，『那些當兵的多辛苦啊，我們心裡那過得去？』」。

報道中，還由另一位居民提供了補充說明：「『這哪裡是事實，電視台記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黃平解釋，靈關鎮一直有個習俗，每逢農歷的三、六、九日，鎮上興集市，當天商戶會囤很多貨，而村民也大多會一次買夠吃3天的菜。『4.20』地震發生後，靈關鎮全鎮停電，冰櫃冰箱無法再保存食物，因而商戶將魚肉捐出給全鎮的老百姓，一來解燃眉之急，二來也防止魚肉變質浪費。另外也有不少老百姓，回家從冰箱里搶了一部分肉捐出。『可能那個電視台記者在採訪時，看見大家有魚有肉，於覺得好像靈關鎮受災並不嚴重』，黃平說他也看過『5.12汶川地震』時電視里報道受災群眾的樣子，『我們這幾天確實跟他們不一樣，但記者就是沒問問這些魚肉的來源！』」。

聽上去，數日來早就背負「添亂」罵名的記者們，這下真是罪責難逃了。然而，每一場抗議的背後從來都不會如此簡單，眼見有同行已經開始指責自己製造「假新聞」，@湖南衛視昨天下午16時許發表官方聲明：「針對今日媒體報道的某衛視播報『中壩村村民地震期間大魚大肉像過節』的不實消息。經核實，衛視前線記者未到達中壩村，官方微博也從未發布該內容...記者途徑寶興、蘆山、邛崍、靈關，全程報道中沒有一條提到中壩村的現場。救援、報道尚在進行，請各位尊重事實，冷靜發聲。」。

揚子晚報摘錄了湖南衛視的辯白，並在報道末尾也表達了自己在這個流言四起不知所蹤時代中的無能感：「更令人納悶的是，揚子晚報記者調查中，多位靈關鎮群眾也向揚子晚報記者坦承，自己並未親眼看見過電視報道，都是『聽別的村民說的』。揚子晚報記者一路追溯，也未查清流言究竟從何而起。」。

東方早報雖然沒像江蘇同行那樣以此為今日報道重心，但亦有一整版報道圍繞展開。正如大字標題——「救災物資『發到手』需15小時」所示，身在靈關鎮的記者想講的是「目前災區到底最缺什麼」：「一名雅安市政府工作人員抱怨：一些災民在震後第一天就喊缺水、缺糧，這是不正常的；這次在地震中受損的房子基本都是磚木結構，房塌後屋內物品是不難拿出來的，震前一般家庭哪可能一點存糧都沒有的。他認為這可能是老百姓的恐慌心理在作怪...在採訪中，蘆山縣民政局的多名工作人員希望媒體不要過度渲染物資緊缺，以免給災民造成恐慌心理，『大家對救災物資供應要有信心，其實這次抗震的物資供應要比汶川地震時期好多了。』」。

「大魚大肉」是媒體的錯，「渲染緊缺」也是媒體的錯。新聞人的集合體又一次面臨拷問，微博微信這樣的新工具一方面給中國媒體提供了獲取信息、擴散影響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遭到受眾反擊的風險。

於是，老大哥今天也終於出面勸誡小弟，《不要打擾救援工作》。

「『我們是××報業集團的，想開一張去蘆山的通行證。』『不行啊，裡面媒體太多了。』『你就給我們開一張吧，我們還拉了一車物資。』在雅安市政府應急辦，記者聽到了這樣一組對話」——人民日報是由自家一線記者熊建撰文，勸告同行「承擔社會責任」：「災區生活資源不足、救援道路擁擠，這些都是包括媒體在內的抗震救災人員必須尊重的客觀條件。在此基礎上的媒介倫理自律與他律，則是比占用資源更值得重視的問題...我們的報道也不必都集中在一線現場。實際上，與災區有關的重要信息，政府都會通過微博、網站公佈，信息化的進步可以用足；後方醫院的志願者故事，深入採訪也會有很多收獲...媒體人當然追求『在現場』，但如果『在現場』的作用添亂大於貢獻，就需要掂量一下了。其實，新聞理想並不是只有在熱鬧喧囂處才能實現，那種為採寫新聞而製造新聞的做法是不足為訓的。」。

只不過，這種來自一線記者的規勸，必定會遭遇反唇相譏：「那你又憑什麼就可以去現場？憑你是人民日報？」。

事實上，雖然連日來多有媒體刊論提醒記者不要「添亂」、「過度採訪也是在消費災難」，但恐怕也沒有任何一家報紙、網站或者電視台願意公開承認，自家員工就是「添亂」一分子。微博上，更有多位曾經歷「5.12」報道的市場化媒體從業者，為記者功能辯護，@左志堅即言：「『記者添亂說』是一種典型誤區，記者發布的準確信息的價值遠遠超過所謂『擠占』的資源，帶來合理的救援資源分配和最優效率，並發揮監督作用。」。

「媒體總是習慣於審視別人，其實，同時自身也在被別人所審視」——新聞晨報今天是請東方衛視主持人駱新來說說感受，剖析對象正是那位雅安電視台的「最美新娘」：「依照傳播學的理論來看，『婚紗裝』的女主持人，在報道中的凸顯性，已僭越了她所報道的災難新聞本身，會使他人對新聞的準確理解形成乾擾，甚至，成為喧賓奪主的『噪音』，從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角度上判斷，這無疑是一種『不專業』的體現...至於這位女主持人有無主觀上作秀的嫌疑，由於評價標準實在太模糊，我想，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對此妄加揣測和推斷，因為凡質疑他人在作秀的人，本身也可以被他人懷疑是在『以質疑的方式作秀』，這就陷入了一個邏輯上無法自洽的怪圈，除了互相攻訐之外，誰也無法真正搞清楚所謂的『真相』。」。

另一位電視人——閭丘露薇——更是將「最美新娘」的問題歸結到幕後：「發生突發事件，馬上拉著攝影報道，這是敬業，但是身穿婚紗出鏡，這是不專業。其實很簡單，做一條新聞，配上音，自己躲在鏡頭後面，不也完成了報道任務了嗎？ 當然，最終能否播出，和台領導有關，和記者無關。」。

這篇獲騰訊昨日首頁推薦的《記者和不添亂》，主旨是想勸告那些不肯背負罵名的同行們「可以平常心一點」：「媒體水平參差，這是現實，一家或者幾家高水準媒體，無法為中國的媒體背書。媒體人到前線的辛苦，那是這份職業包含的風險和付出，不是讓別人理解自己的理由...如果媒體人自己對於網路上的批評總是耿耿於懷，著急辯解，那換位思考一下，就應該明白為何有的官員會覺得媒體在添亂。其實有批評的聲音是好事，要消除這些批評的聲音，需要依靠最終的報道，不要總是用『陰謀論』揣測別人批評的動機。不要忘了在中國，媒體或多或少屬於公權力的一部分。而且，我還是覺得『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不過，這位鳳凰衛視主播也明白耿耿於懷者的心結所在：「不同的媒體，因為關註的角度不同，因此可以給受眾提供更全面的報道，可以讓受眾有足夠的消息來源自己來還原和拼湊對災情的瞭解，判斷救援工作進行得是否理想，政府的表現是否稱職。設想一下，如果媒體不告知大眾：校舍建築存在的問題，哪些災民還沒有救災物資等等，政府如何有進步的機會？但是，如果媒體對於災情的報道是在統一的口徑和要求下進行，那再多媒體在現場也沒有太大意義。就好像每年的兩會，各路媒體齊聚大會堂前，拋去同質化的那些，其實所剩無幾。」。

糾結就在於此。而且，恐怕越是標準的喉舌記者，越能明白新聞管制下的媒體困境。四天前，來自央視的@李小萌就寫下預言：「汶川地震發生，半個月時間里媒體趨之若鶩，然後就是一周年、兩周年對援建成就的展現。經驗總結有，教訓總結無，事跡介紹有，失誤曝光無。於是，從玉樹到雅安，總要面對同樣的問題，交通擁堵、媒體過剩、救援無序、各自為政。報喜不報憂的官場和媒體，造就的只有災難的疊加」——還沒來得及聽到多少喝彩聲，稍頃，這條吐槽即被刪除。



事在人為。新京報今天就是以「清者自清」的姿態，發表《面對震災，不能「濫情」更不能「無情」》，強調「此次媒體在蘆山地震中的表現，已成熟了很多」，並獲新浪鳳凰共薦。當然，更要履行監督之責，通版呈現《六問地震應急響應》：「寶興為何成為孤島？交通擁堵因何再次出現？如何調動第一響應人？空中救援為何滯後？救援力量如何提高專業性？民間救援無序誰之責？」。

最後這個問題，是由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培訓中心副教授張小明提供答案：「造成這種無序不僅是政府原因也有民間團體的原因，雖然政府要求不要貿然進入災區，但還有很多救援組織仍然源源不斷地去，包括我認識的民間公益組織也去。反過來說，政府也有責任，給社會組織提供的救援渠道不好，平時的宣傳也不夠。」。

或許就是因為感受到兩天來對民間志願者的批評火力凶猛，今日多有媒體改為撫慰。包括前昨兩天曾連續批評「過度反應」、「盲目熱情」的中國青年報，今天亦發表《雅安救援：民間力量的成長與困厄》，贊揚「在信息溝通和協調層面，民間力量顯示了其強大性」。其評論員曹林今日之作《別借災難尋找自己的存在感》雖然還是在斥責「被道義感包裹著的自私」，但也已經轉換口氣：「對各方愛心不要苛責，不要用尖酸刻薄去冷對人家的熱情和熱心，愛心需要呵護。遠離災區坐在電腦前或看電視的人，無權苛責那些在災區冒著風險參與救災的人。即使愛心導致了一些問題，但絕非志願者、媒體人和企業家的本意，比如，奔向災區絕不是為了表現，前去採訪絕不是為了表演，捐錢捐物絕不是為了營銷，而都是出於內心本能的愛和關懷，出現的問題都是行動者非意圖、無意識的後果。」。

在分析《志願者救災反「添堵」癥結何在？》時，晶報是由專家建議「在新媒體環境下，出現重大自然災害的時候，政府應該建立一個權威的信息發布平臺，對災情進行科學評估並及時發布」。此外，還有楊耕身之作《請給災區志願者以公正的評價》：「我不確定，將志願者等同於『湊熱鬧』與『添亂者』，是否儼然已成當前輿情主流觀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誰製造並且引導了這樣的話題向度...在中國民間組織成長還很不充分，志願者精神還需要進一步張揚的狀況下，我們要做的，是真正認識志願精神的可貴，並給予足夠的鼓勵、呵護與贊許。」。

南方都市報今晨也有《志願者給災區添堵了嗎？》之問，聲稱「針對網上質疑聲，專家與志願者團隊有不同意見」。痛惜「好多志願者是去『災區游』」的反而是公益組織成員，專家代表倒是在呼籲「不能把志願者當麻煩製造者」。

終究還是故事最有說服力。繼昨天用頭版頭條送行那位犧牲的志願者汪策後，南方都市報今天再用封面主圖展現《志願者之花綻放災區》，再加一整版特寫《汶川地震後被截肢，蘆山地震後赴一線，她是志願者廖智》。

廖智是一位在汶川地震中失去雙腿的舞蹈老師，以志願者的身份出現在了雅安災區。都市快報今天也是以她為報道重點，高唱一曲《斷翅亦高飛》，眼見「她拍拍自己的腿：『這裡是假的，不怕砸』」，老男人評論員徐迅雷甚至喊出了「廖智，我們愛你！」。

還有瀟湘晨報，不僅是用大字標題轉達著義工老唐「不認同『志願者給災區添亂』」的立場，還以社評發出莊嚴宣告，《志願者的價值在多年之後會更清晰》：「我們當然不否定只餘熱情的盲目救災行為存在，可總指揮言之鑿鑿稱，每天要勸返1000多名無法保障自需的志願者，還是令人生疑——試問在緊張的救災節奏中，此種驚人數據是如何統計得出的？至於當地政府的反感情緒，也大可不必。無論如何，志願者所表現出的戮力同心首先就值得肯定。」。

長江日報以地方黨報的身份，吁請官員《對社會力量要鼓勵並放心》：「如果說志願者缺乏專業性、組織性，那其實說明，志願者的發育還不具備更成熟的土壤。有時候，志願者，乃至社會民間力量，面對的仍然是各種不放心。沒人否認這種力量，但提攜這種力量的努力不算充足，很難說社會力量是作用有限，還是被給予的發揮空間本身有限。某種程度上，一些對志願者的觀察和評價，往往是基於實際的需要出發，而不是真正認識到社會力量成長的價值，這種態度充滿了一定的功利色彩。」。

和財新網所呈現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賈西津觀點一致，這份武漢市委機關報也認同「民間力量介入救災最合適並且有效的時期是災後幾天甚至幾年的後續階段，災後當媒體焦點和人們視線轉移時期，恰恰是災區更需要援助的時候」：「如果說抗震救災的眼下，不宜過多鼓勵志願者前去災區，那麼救災轉入第二階段，尤其是家園重建階段，志願者的作用就可以有相當明顯的體現。那麼，何時、何地需要志願者，哪個階段需要有愛心人士做好準備，如何給予信息指導，這些或許就涉及到對志願者力量的協調、組織，而這些問題有沒有被考慮充分？」。

民間志願者拳拳之心需要呵護，那紅十字會悔過之心是否需要寬容？在新京報、北京青年報等率先向全民發問「我們要不要再信一次紅會」、鳳凰網首頁肯定「紅十字會這次的表現其實還可以」後，這家官辦慈善機構似乎也正在抓住這難得的喘息機會。

針對「有紅會工作人員購買一萬多元救災藥品，要求開五萬元發票」之說，其社會監督委員會昨天午前通過官方賬號回應「這屬於中江縣紅十字會老謠重炒」；針對@21世紀經濟報道揭發「紅會救災物資暫時無人接收，閑置在倉庫中」之事，則是表達謝意，並承諾盡快調配；針對網友舉報紅會路虎車隊一事，連夜發布回復，稱這幾輛豪華車輛是5年前由車商提供，用於山路崎嶇難行的四川災區的救援工作。

而被今日各路媒體集中報道的，還有另一項勢必引發矚目的決定：「中國紅十字會下月將重新啟動調查郭美美事件。除了社監委參與調查之外，中國紅會還會邀請社會公眾一起參與調查，號召大家從網上推舉代表，社監委也會邀請利益不相關的第三方專業機構參與調查。」。

的確，當街頭都已經出現「郵局沒有郭美美，賑災捐款免郵費」的口號時，紅會若想化解心結，恐怕非得回頭向「郭美美事件」要一個答案才行。

根據北京青年報引述中國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新聞發言人王永的說法，「我們幾位社會監督委員一致建議紅會重查郭美美」：「四川雅安發生地震之後，中國紅會第一時間趕赴現場開展救援，但卻迎來網民罵聲一片，有的調侃：『你們猜這次郭美美該換什麼車？』有的在罵：『滾！』中國紅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坦言，郭美美事件仍然給我們帶來負面影響。據瞭解，2011年12月31日，中國紅會發布聯合調查報告稱：『郭美美與紅會無關，郭美美炫富的財富與紅會公眾捐款和項目資金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公眾顯然並不接受。中國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委員王永兩次提出重查郭美美，劉姝威委員也建議，社會監督委員會應重啟郭美美事件調查程序，並向公眾解釋清楚，否則紅會的聲譽很難恢復...重新啟動調查後，除了社監委參與調查之外，中國紅會還會邀請社會公眾一起參與調查，號召大家從網上推舉代表，社監委也會邀請利益不相關的第三方專業機構參與調查。『第二次調查的結果向社會發布後，』王永說，『我相信會贏得社會公眾的認同和信任。』」。

中國紅十字總會賑濟救護部部長王平恐怕就沒王永那麼樂觀。根據新聞晨報今刊訪談，他嘆息「解釋有用麼？最後會被唾沫淹死的」：「新聞晨報：怎麼做都不對，那你們怎麼做事？王平：按照我們自己的原則做事。一些是非黑白，我覺得只能依靠時間證明，靠我們踏踏實實的努力去證明...的確有很多人寬慰我，說你不需要去講什麼，因為老百姓其實不是針對紅會的，他們只是對現狀不滿，需要一個發泄渠道，而紅會很不幸充當了出氣筒的角色。但是話說回來，這樣的結果就是，最終造成的負面後果不是對我們紅會的，而是對整個社會的，把整個道德底線都沖破了，對公益的打擊太大了。最終受傷的，恰恰是那些最需要幫助的老百姓。」。

打擊都已經跨境到了香港。昨天另一則被嘲諷紅會者視作好戲的消息是「港府宣佈初步向地震災區捐贈一億元，引起香港社會反彈」。據@沈大飛描述，「反對者的原因主要是：汶川地震港人捐款遭挪用；港人援建小學被拆除蓋豪宅；其中一位聽眾說：賑災也是維穩，維穩經費分點出來，比十個香港捐款還多。」。

親者痛仇者快。今晨，自有環球時報來當這個「親者」，由香港資深媒體人梅斯署名，寬慰《莫因少數港人抵制捐款寒心》：「這些質疑毫無根據可言，特區政府四川重建組提交給立法會的報告，條分縷析，被稱『每一分錢用到哪裡都看得見』。但對這份清晰可見的報告，反對者們卻選擇閉上眼睛，拒絕看見。這是一種胡攪蠻纏的態度，遇到這類人，真可謂有理也難說清。稍有理性判斷的人都會清楚，沒有證據的指責是無力的...香港近期圍繞雅安地震出現的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是想給兩地民眾間本已因奶粉、雙非孕婦等問題而高漲的對立情緒，再火上澆油。所以，面對『一毫子都不捐』，無需憤怒，無需寒心，謹記血濃於水，相信香港同胞的辨別能力，不上這些人的當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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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終於認真面對氣候變化？

美國國務卿約翰‧克裡訪華期間簽訂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具有重要的意義。它表明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都認識到雙方的有力合作和進一步的行動不僅對控制氣候變化至關重要，更能「樹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強有力榜樣」，提高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標準。

盡管如此，如果只有措辭而缺乏具體的行動，這個重要的新信號也不會有任何實質意義。

畢竟這不是中美兩國第一次提出要在氣候變化領域進行合作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召開前，兩國就曾同意「加強和協調各自的努力」。之後，美國和中國的確在一系列清潔能源倡議上展開了合作，但資金供應和高層的支持卻日漸減少。

此前的協議也曾被認為是重要的突破，因此將此次的聲明視為老調重彈也未為不可。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應該仔細審視這份聲明，因為要真正在氣候變化領域取得進展——包括建立強有力的國際氣候協議——主要國家必須首先將他們在氣候變化方面的承諾化為行動。

聯合聲明創立的中美氣候變化工作組將「立即著手工作，確定雙方推進技術、研究、節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領域合作的方式」，推動綠色低碳的經濟發展方式。

以下是我們對於中美氣候變化工作組可以採取的一些具體措施的建議：

I.控制發電等主要溫室氣體排放行業的碳排放

在中國和美國，發電等大規模工業的煤炭使用都是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所以對於兩國來說，解決上述污染源就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中之重。中國的發電行業的煤炭消費量和碳排放占到全國的一半，鋼鐵、水泥和煤化工等重工業的煤炭消費量和碳排放量也占到很大比例。

在美國，雖然發電行業的煤炭消費量過去兩年中已經有所減少，但現有火電廠仍是美國碳排放的最大來源。對於中美兩國來說，增進效率，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對於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都是十分必要的。

2005年以來，中國已經通過關閉低效電廠並新建高效電廠的方式大大提高了煤炭燃燒效率。中國政府推出的萬家企業節能項目，以及省級的需求側管理計劃和其他有針對性的工業效率提升項目都推動了能源效率的提升。中國的風能使用量也大大增加，並且今後五年太陽能太陽能的利用和分佈式發電也將有明顯的增長。

美國發電行業和其他產業的去碳化也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加利福尼亞的需求側管理項目和太陽能計劃都是很好的例證，目前加州設定的2020年之前可再生能源比重達到33%的目標已經取得了不小進展。紐約州近來也對其紐約州太陽能計劃進行了加強。這個公私合作的項目將在2015年之前在太陽能太陽能項目中投入9億美元，之後十年將再投入1.5億美元。

美國和中國還可以在碳捕捉和交易等市場機制上加強合作，推動對清潔能源的投資。中國已經在五個城市和兩個省開展了碳交易試點平臺。這些試點項目年內即將開始交易，可以視為「十三五」(2016年到2020年)國家碳交易項目的先聲。

在美國，區域溫室氣體減排動議和加利福尼亞碳捕捉與交易項目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包括：(1)要建立精確、綜合的碳排放清單，這對於中國建立碳交易或者碳稅機制都有幫助；(2)排放權交易系統的設計要有助於實現最優化的減排，特別是通過將項目收入重新投入到提高能效和推廣可再生能源的項目中。

工作組還可以探索其他減少發電行業二氧化碳排放的創新機制。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提出了一份開創性的提議，即為現有發電廠制定碳污染標準。我們的提議考慮到了各州之前情況的差異，提出利用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門增效減排的能力實現廉價有效的減排，並給出了包括清理現有電廠、轉向低排放或無排放電廠以及提升電力利用效率在內的多種合規選擇。

美國執行碳排放評價標準的經驗可以幫助中國找到高效的方式減少其發電行業對煤炭的依賴。

工作組還應該考慮加強公私合作、次政府合作以及非政府組織在加強中國氣候合作中的作用。這些機制可以有效地推動雙方在創新政策、最佳實踐和財政機制上的交流。例如，中國過去多年一直支持熱電聯產——即將產熱和產電高效整合——而美國國內也在推廣熱電聯產。類似地，美國對分佈式太陽能太陽能的第三方融資機制也可以給目前正在尋求方式推動國內分佈式太陽能太陽能產業發展的中國很多借鑒和啟示。

II.採取緊急措施應對氫氟碳和黑碳

工作組應該重點關註氫氟碳和黑碳等對氣候系統有巨大近期影響的強力溫室氣體。兩國應該盡快在這方面採取聯合行動，這樣不僅可以給雙方都帶來巨大的好處，而且還可以省去漫長的後續工作，因為兩國都已經具備了現成的解決辦法。



美中兩國已經在蒙特利爾公約框架下同意逐步廢除氫氟碳。氫氟碳是一種威力極強的溫室氣體，主要用作室內和車內空調的製冷劑。廢除吸熱能力極強的氫氟碳而改用其他化學材料可以大大減少溫室氣體污染——等同於2050年之前全球減少880億噸二氧化碳，或者美國目前年碳排放的12倍。

美中兩國都是氫氟碳的主要消費國和生產國，所以理應在控制氫氟碳的問題上發揮重要的作用。超過110個國家已經同意在蒙特利爾公約框架下停用氫氟碳，但公約由於中國和印度的抵制一直未能得到執行。

美國已經在新產車輛中廢除了氫氟碳，並正在考慮開展進一步的行動。我們已經找到了商業上印度應該逐步廢除氫氟碳的理由，而在於印度情況類似的中國，一些企業已經建立了合資公司，開發更環保的製冷劑，力圖在這個未來大有可為的市場中分一杯羹。美中兩國應該打破目前的僵局，並在今年的蒙特利爾公約會議上同意採取行動。

工作組還應該採取行動減少使用高硫柴油造成的黑碳。黑碳造成氣候變化的能力比我們之前想像的要強。此外，燃燒柴油的排放物具有很強的毒性，能引起急性哮喘病發、癌症、心臟病和早亡。幸運的是，柴油污染是可以解決的。低硫燃料加上只有在使用低硫燃料時才能發揮效果的排放控制技術可以使車輛、發動機和船隻的黑碳排放減少九成。中國近日為採用更嚴格柴油和汽油標準制定了時間表，實質上也就是將清潔燃料的採用提升為重要日程。在美國，低硫燃料和車輛標準的執行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兩國還應該合力減少因船隻使用重油而造成的黑碳排放。船用重油是世界上最臟的交通燃料。美國的船用燃料含硫量通常控制在0.1%以內，但中國和其他國家使用的船用燃料含硫量遠遠高於美國。在這些地區，集裝箱船使用的重油含硫量一般在2.6%。這個問題也是可以解決的，而且解決之後將大大有利於防止氣候變化和改善空氣質量。

毗鄰中國深圳和廣東港口的香港目前正在考慮向國際海事組織提出建立地區性排放控制區(ECA)，規定在200海裡範圍內航船燃油含硫量不超過0.1%。排放控制區在美國、加拿大和北歐已經早有先例，它可以保證國際法律規定下最嚴格空氣質量標準的實施，並能大大減少航船的污染物排放。

III. 加強頁岩氣開發的環境監控

見證了美國頁岩氣的快速發展，中國也希望復制美國的成功。但美國的經驗也表明，為頁岩氣開發建立強有力的防護措施對於保護天然氣開採用到的水資源、盡可能減少甲烷等污染氣體的產生以及保護公眾健康都十分重要。

工作組應該與中國環境保護部建立合作關係，保證中國在開發頁岩氣的過程中建立相關防護體系，充分吸取美國的經驗教訓。例如，美國已經敲定用於減少天然氣礦甲烷排放的易揮發有機化合物標準。

去年五月，美中戰略經濟對話中提出兩國「未來將在頁岩氣開發以及監管和環境框架方面加強合作」。但中國方面主管環境監管的環境保護部目前並沒有針對頁岩氣開發制定任何環境法規和標準。

如果美國環境保護署、中國環境保護部和有關非政府組織能在頁岩氣的環境和氣候監管框架上展開合作將大有益處。交流經驗的關鍵領域包括環境影響評估，礦井安全性檢測和監控，甲烷排放控制，廢水的減少、處理、處置，以及監控和管理。

在這些領域，美中兩國不需要從頭開始。以上方面的工作中有很多已經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實施和支持。此外，兩國合作可以在上述三個領域的基礎上不斷擴展，在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持以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加深合作。

不過，美中兩國要實現氣候變化領域的有效合作需要上至國家元首層面強大的政治承諾、加大投入以及專註的努力，以確保各自國家都能開展切實的行動。自然資源保護協會等非政府組織與中美能效聯盟等公私合作機構可以為政府方面的努力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在政府預算吃緊的情況下，這種幫助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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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民」之驕傲

「來，中國人，喝一杯蘇格蘭的威士忌」，他喊道，臉通紅，滿是醉意。

我到來時，這小酒館的二樓已擠滿了面紅耳熱、東倒西歪的青年人，盤中的秋刀魚、牆上的日本老電影海報，都如歷史的風乾物。

我喜歡這家小店，它的裝修與名字都透著股台灣式的波西米亞。當年，臺北的學生運動者與黨外人士出沒其中，在台啤與清酒的助興下大聲咒罵、密謀顛覆。昔日的革命者仍在到來，帶著半是重溫往日激越，半是頹唐的意興——民主成功了，卻與他們期待的不太相同。小酒館成了另類的博物館，是瞭解台灣民主歷程的必經一站。

人群中的吳睿人散發著特別的活力，酒精讓他更放鬆，神情更為恣意。這是他五十歲生日，前來助興大多是他的學生，仿佛他仍是那個代聯會主席。過去幾年中，他在青年中的受歡迎度節節上升，成了一場新情緒與新運動中導師式的人物。

這因2008年末的學生運動而起。馬英九政府在陳雲林來台時的高壓措施，令沉寂了多年的學生運動再度爆發，一些對現實政治與社會不滿的學生占領了當年的「野百合」一代的自由廣場，自稱「野草莓」的一代——既然社會認定他們像「草莓」一樣錶面光鮮、卻一碰即爛，禁不起任何挫折，他們就要用行動展現出某種「野性」。

不少「野百合」世代的人物以過來人的方式向新一代人提供鼓勵，但沒人比吳睿人更能抓住現場的情緒。

「有一種奇妙的想像在蔓延，擁抱我們破碎的島，受傷的島」，他的語言滿是詩意與悲情，是一串接一串的排比，並不吝把所有贊揚與希望都給予這些青年人——「黑色的野草莓悄悄從土地深處長出、蔓生，以一種溫柔的堅定，擁抱我們破碎的島、受傷的島。讓野草莓團結我們吧。」或許看起來，這言辭不過是空洞的抒情，但倘若你在現場、在影像上看到，則很難不被它打動。吳睿人迷人嗓音與誠摯而熱忱的表情，讓這空洞的抒情變成了劇場式的感染力。這讓人不禁想起朋友對他昔日的評價——這是很好的宣傳，卻不是知識的批判。

此後，他越來越頻繁地捲入了各種青年人組織的討論會，分享他對於台灣政治、民族主義的看法，他的英俊、抒情、不無表演式的真誠，輕易地俘虜了很多青年人的心。這多少有些意外的成功，似乎是對他人生的小小補償。他總是錯過歷史現場，他塵封已久的才能得到少許釋放。

當他在2003年完成了耗人的博士論文回到台灣，重要的故事似乎都已完成。誰也未曾料到國民黨政權竟這樣容易地結束，昔日的戰友則已紛紛成為新的掌權者。輕易的勝利常蘊涵著新的危機，他們又迅速被權力腐蝕。誰也未曾料到，陳水扁與他的幕僚們不僅沒把台灣帶入一個新時代，反而陷入了新的困境。

「讓我們回到臺大研究圖書館旁的草坪上，追憶陳文成博士對祖國台灣懷抱的夢想。讓我們回到義光教會的地下室，感受林家祖孫對生活，對陽光的深刻眷戀...那麼我們就會有力量，有決心，要把民主運動從頭做起。」吳睿人在2006年的夏天這樣講道，他與一群學者發起了「7‧15宣言」，抗議陳水扁政府的政治與道德墮落。在發言中，他檢討了自己這一代人的失誤，他們誤以為歷史在1996年首次總統大選中就終結，他們可以回歸正常，卻忘記了政治生活需要不斷的監督與檢討。他還援引蔣渭水在1920年代的主張——台灣人解放運動不僅是政治運動，也是台灣人「作為人的人格」的道德與文化運動。因此，他提出「進步本土」與「轉型正義」的概念，期望用此來激勵政治與社會改造。

這學者氣的宣言，很容易消散在紛亂的媒體泡沫中。懷著鄉愁歸來的吳睿人，或許發現自己變成了永遠的異鄉人，他的情懷與思考，在現實台灣無處安放，唯有青春與記憶給人安慰。

小酒館里太吵了，我們什麼正經話也沒說，只連乾了幾杯。這威士忌讓我想起蘇格蘭的冷峻天氣與熱烈的獨立情緒，它與秋刀魚的滋味形成一種奇妙的混合。

他的學生遞給我一本由學生社團編輯的雜誌，主題是史明。在封面的黑白照片上，這個常年的流亡者表情焦灼、銀發飄散、鬍子花白，手舉麥克風，不知正在講什麼。一種「先知」式的味道從紙面上飄散而出，就像《指環王》中的甘道夫。

當年震撼了吳睿人的異端人物，又傳到了新一代人手中，它不再有觸碰禁忌的恐懼與快感，卻有一種新的陌生。於是，當年的禁書偷讀者，變成了新的橋梁。翻到第28頁時，看到吳睿人的文章，題目「啟式與召喚」，「他們需要一個伊迪帕斯來向他們解釋他們一無所知的自己的謎，向他們教導他們所不瞭解的他們的語言和行為的意義」。這是再典型不過的吳睿人風格，充滿了故作神秘的思想與詩意。歷史以這樣的方式傳遞下來，從臺大醫學院頂樓的復印本到此刻的紀念專號，史明期待的目標尚未實現，它仍激發起新一代人。

二

第二天，我前往中央研究院拜訪吳睿人。位於南港的中研院像是臺北城的一塊飛地，充滿異鄉式的不合時宜，似乎在整個臺北沉浸於那忙碌、淺薄、即興的歡愉時，只有這裡還堅守著那個龐大、厚重的中國傳統與思想世界。它也是個混雜的世界，土地廟與胡適博物館並存其中。上次來時，我見到了湘音濃重的張朋園，他是研究辛亥革命的權威，說起目睹胡適猝亡的那一刻，也見到了中氣十足、一口標準普通話的哲學家錢永祥，他曾是1971年「保釣運動」乾將，「臺大哲學系事件」的受害者，如今不斷哀嘆這個島嶼在思想上的墮落——「它的眼界只能看到肚臍眼這麼大」...

吳睿人的辦公室在一座雙子塔式大樓里，土地公公就在它的腳下。他是台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這是個年輕的研究所，直到1986年才宣告成立，它的重要性隨著台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陡然增強，在被大中華意識壓抑了多年之後，台灣意識迅速的生長。

他的辦公室擁擠卻雅緻，堆滿了書，牆上懸掛了一張日治時代的黑白照片，我們坐下來喝烏龍茶，唱機傳出的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這正是他當年在芝加哥翻譯《想像的共同體》時的背景音樂之一。

單獨相處時，他的態度更為誠懇，交談也更顯迷人，聲音一頓一挫、充滿節奏感。似乎沒有他人的註視，他可暫時收起姿態。他先是為昨天的失禮抱歉，不該用半玩笑的口氣叫我「中國人」，似有某種敵對的意味。是啊，在臺北，人們用「中國人」，在香港人，人們用「強國人」，來表明自己與共產黨中國的不同。

他說起緩慢、充滿日本風格的桃園鎮，他的那個英俊、受挫、耽於醇酒美婦的伯父，臺北的師大附中里的青春，七等生與赫爾曼‧赫塞，是他最愛的兩位作家。

如那個時代很多不安分的靈魂一樣，文學是他的逃避煩悶、尋找自我的主要途徑。前者那壓抑、疏離的喃喃自語，恰似那個曖昧、沉悶時代的象徵，後者對青春與成長的著迷，能擊中每個少年的心。他日後對德國浪漫主義的興趣，想必也是那個時刻埋下的種子。我明白了他那常滑向濫情的語調是從何而來，在很大程度上，他仍是個「我愛黑眼珠」的「彷徨少年」。這樣一個敏感的文學少年變成了學生活動家，再變成一個精神的流亡者，又成了民族主義的闡述者，最後他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導師——用言辭鼓舞新的行動者...在這一連串角色中，文學特質始終沒有離去，它帶來了巨大的魅力，也成為了某種障礙，文學迥異於行動，當熱情被保留、被延滯，它才有更有魅力，才能化作動人的文學特質，它是反行動的。

他註定是個渴望中心的邊緣者，即使他身在故鄉、身在台灣最權威的學術機構。他抱怨台灣社會的墮落、政治與文化上的普遍平庸，他回憶起1995年隨林義雄競選時，主題竟是托克維爾論的政治精神，如今想來，這是多麼可愛又可笑的理想主義。他也說起「公共知識分子」的泛濫，這也是知識與思想廉價的象徵。他也對日常生活感到壓抑感。「我想搞醜聞」，他稍嫌誇張的說。是啊，他本是赫爾曼‧黑塞筆下的哥爾德蒙，卻被迫成為納爾齊斯，用經院的理性來馴服他過分的激情。



三

即使對他的戲劇化表達有了充分的準備，當我聽到他用「賤民」來形容台灣時，仍吃了一驚。這說法來自幾年前那篇《賤民宣言》的文章。在其中，他流露出極端的絕望，台灣缺乏力量改變現狀，它唯有通過自身的悲劇來提供某種道德啟發，而台灣惟有在這種痛苦與絕望中，才能獲得意義與新生，用自身的悲劇來映照出籠罩在它上方的帝國的黑暗。這帝國曾是清王朝、日本帝國、美利堅，如今是再度崛起的中國。

詛咒當下，是浪漫主義者的一貫方式。在一切被詛咒的對象中，最令人吳睿人不安的仍是台灣的在國際格局中的現狀，它的「賤民」地位。台灣也與他的個人處境緊密相關，知識生產逃離不了政治權力的影響。他一心想把台灣送到世界知識的版圖上，但倘若台灣無法回到世界政治版圖，他的努力該是多麼困難。對他來說，中國代表「令人喘不過氣的沉重」。「我們必須比中國學者更努力幾倍，才能讓別人聽到我們的聲音」，他提起常被忽略的台灣學者身份，「我花很大力氣大勝吵，講出自己的名字與認同，讓你稍微尊重我的存在後，我們再開始聊」。他引用薩義德自勉——我要用我一生來證明巴勒斯坦的存在。於是，他一邊批評台灣社會的淺薄時，一面又強調台灣所積累起的知識上、思想上的反思，中國不該小看，它不純粹是民主與市場這一套，它有更深的東西。他也不斷的重復「馴服又不太馴服的台灣人」的說法。但不管怎麼自辯，他仍覺得一種被邊緣化的惶恐與不滿。

「我們都說蔣渭水的鬥爭精神，但他也是很絕望的「，他把這個時代與蔣渭水時代相比。在蔣渭水的最後幾年，台灣經濟起飛、教育與文化也不斷發展，昭和時代日本國內政治日趨保守，帝國體制在台灣日益鞏固了，台灣獨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而如今，台灣則處於一種新的固化結構中，動彈不得。在東北亞區，中國民族主義日益強大、它要收復台灣，日本仍是美國附庸，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只能依附於美國，來對抗中國日益強大的中國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獨立變得日益困難，它只能變成國際格局中的「賤民」。

我聽著他這些詩化、常過分自溺的談話，多少有點意外。大陸正洋溢著「台灣熱」，人們被臺北雅緻、悠閑的日常生活吸引，嚮往於這個島嶼的民主試驗，而作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研究者，他卻在訴說一個世紀來的羞辱，對中國的抗拒。是否作為一個「帝國「來客，我從未試圖去理解他人痛苦與感受。

他的表達不無誇張，卻又無比真實。那種經濟紐帶可能帶來淺層的融合與依賴，但一個社會深層的焦慮與恐懼，被壓抑的自尊，隨時可能轉變成巨大的歷史力量，推翻之前所有的暫時的平靜。19世紀來的民族主義浪潮，不斷的印證了這一點，此刻的台灣，仍處於這股浪潮中。不管是北京政權還是普通的大陸人，倘若真的希望理解兩岸的症結，就必須傾聽到這些焦慮與不安。

四

再見到吳睿人，是在一個朋友的婚禮上。他在人群中不無孤傲的坐在那裡，我想上去和他說話，卻一時不知如何開口。

我想起他不久前的那場轟動一時的演講。在一場反對媒體壟斷的集會上，在很多人看來，台灣媒體正有被中國的紅色資本吞噬的危險。

他煽動性十足地對著青年人說「我們台灣青年要搞一輩子的運動」。他的談話充滿了取悅的願望，讓我想起了他在將近30年前所說「新民粹主義「。他這一代是要反抗黨國的政治壓力，而新一代要擺脫消費與娛樂的世界，他們通過互聯網、facebook聯結成新的力量，從溫室中走出，體驗到政治、街頭與權力。

幾個月後，我讀到一位左翼學者對他的批判，把他比成《唐倩的喜劇》中的人物，是知識上曇花一現的表演者，他沉溺與「政治的、道德的、美學」想像，把政治美學化與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它構成吸引力，更有危險的誘惑，這完全是非學者式的，無法具體分析問題。

這批評或許有道理。但自始至終，吳睿人對我總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我總記得他為《想像的共同體》所寫導讀中的一句：「對他(安德森)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經出現的民族認同都是歷史的產物，惟有通過客觀理解每一個獨特的民族認同(包括自我的認同與『他者』的認同)形成的歷史過程與機制，才可能真正擺脫傲慢偏執的民族中心主義，從而尋求不同的『想像的共同體』的共存之道。」。

吳睿人的個人經驗與思考，正是幫助我這「帝國來客」擺脫中國這自我中心的解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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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與經濟周期

中國的經濟波動，一直有一個怪圈，叫做「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說的是政府的緊縮之手一放開，經濟就會充滿活力，生產力好像從地縫、牆角里鑽出來，然後就會「出問題」，比如「投資膨脹」，「重復建設」，「惡性競爭」，通脹也會跟著起來，引發又一輪收縮，周而復始，循環下去。這一規律早就已經被總結出來，近年來依然適用。

在「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中，砍投資是首要的「收」的措施。居民消費本來就長得不快，而且通脹之下民生本來就是問題；壓縮政府消費傷筋動骨，需要政治家的智慧與勇氣；出口由國外需求決定，調控起來沒那麼直接和容易。剩下的就是投資了，而且投資在GDP中的占比大，就像一塊肥肥的唐僧肉，看起來好下口。

投資也是GDP中波動最大的一塊，繁榮的時候上得快，調控的時候砍得凶。經濟上升時往往伴隨著投資的快速增加，而且各地競爭，項目爭相上馬，唯恐比別人落後了。而且，在各地從銀行挖貸款的積極努力下，信貸往往也很配合，貨幣供應快速上升，導致短期內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引發通脹。至少從經濟波動的成分看起來，經濟周期就是「投資周期」。

投資中很大的一塊是基礎設施投資，也是政府能夠「砍」的重要對象，因為這一塊是政府主導的。相對來說，對於非基礎設施投資的調控要間接很多。進一步，正因為基建大都是政府主導的，而且存在一些質量、效率問題，在緊縮聲音漸起時，受到的批評也更多。批評政府投資是可以的，而且很容易，因為批評企業投資會直面企業的質詢：你怎麼知道我這個項目不該投？你比我更瞭解我的企業？何況私營企業家對自己的投資負責的。

其實，對於基建的批評由來已久，絕非近年來的新發明。早在1988年，在4月的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作了《關於物價、教育、社會風氣問題》的發言，其中嚴厲批評基建規模過大，引起能源、交通、原材料、外匯的緊張，引發通貨膨脹，建議「在五年之內除能源交通和已經上馬的基本建設之外，其他基建投資系統統統停止五年。」還有一個流傳的版本，把上述建議簡化為「三年不投資」，真假不得而知。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番發言起了作用，1989、1990兩年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8.7%和4.5%，遠低於改革30年以來平均24%的增速，直接導致那兩年的經濟也很蕭條，GDP增速分別只有4.1%和3.8%，遠低於30年來的接近10％的平均水平，為改革開放以來之最低，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走出那一輪蕭條。回顧那段緊縮歷史，今人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1988年的基礎設施絕對沒有過剩，而且極度短缺。今天認為中國基礎設施已經足夠的人，面對不到發達國家十分之一的收入水平，平均不到三分之一的公路、鐵路道路密度，以及嚴重的擁堵，應該重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很怪很怪的怪圈：宏觀收縮時，產業投資不景氣，如果再砍基礎設施投資，經濟下行必將放大，經濟波動也會放大，這與政府經濟調控的反周期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本來應該是實行積極的政策，對抗經濟下行的。



問題出在中國的經濟周期的根源上：一般的經濟周期分析中，假定經濟下行的根源是外在沖擊，政府採取政策對抗經濟下行；而中國的經濟周期，恰恰來源於政府主動的宏觀調控。這時政府再想對抗經濟下行，就好像是一隻手按下了瓢，另一隻手又想把它托起來，陷入左右互搏，無所適從的尷尬局面。

其實解法不是沒有。上文提到，經濟過熱往往是因為信貸供給增加過快，引發通貨膨脹，治理通脹，完全可以用貨幣政策，畢竟通貨膨脹終究是一個貨幣現象。同時，為了對抗經濟下行，還是可以採取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比如減稅，再比如增加財政支出。財政支出分為消費性和投資性，倘若不增加政府消費，就是增加政府投資，比如國防、教育、基礎設施，往哪裡投我都不反對。考慮到中國基礎設施總量依然十分落後，不僅嚴重影響居民生活，也會影響未來長期經濟增長，不妨未雨綢繆，增加基礎設施投資。

今年的情況是，不但貨幣政策緊，財政政策也跟著緊，加上出口也不景氣，導致經濟很冷，一些企業的日子不好過。表現在數據上，GDP增速很低，而且PPI已經連續半年負增長，企業利潤大幅下滑，經濟自主收縮風險增大。在這種情況下，林毅夫教授建言應該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對抗經濟下行，筆者是很贊同的，也曾寫小文闡述基礎設施與生產率，通脹，民生，長期增長潛力等方面的關系。

如此重大的事情，在如此復雜的關口，不同意見當然有的。尤其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裡面，一些質量、效率、腐敗的問題總是存在，讓人不由得不感到憤怒。然而，冷靜下來之後需要釐清的是，我們是否應該因為出了一些問題就停止建設，或者是等官員都廉潔了、法治健全了再建設？

問題問到這里，答案應該是清楚的，我們只能在前進中解決問題，在調整中積累解決問題的條件，摸索問題的解法，而不是激化矛盾。「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這樣的豪情讓人激動，甚至嚮往，卻未必能真正解決問題，而且往往不能解決問題，甚至讓情況更糟糕。筆者篤信市場，熱切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建立完善的市場秩序，但是正因為篤信市場，才知道市場作為一種高效的運行機制絕非免費，而且極為昂貴，絕非朝夕之間能夠建立，其他轉型國家的經驗也佐證了建立市場制度的漫長與艱辛。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起胡適的一句話：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將近一個世紀以前胡適的這句話，是對人性中的簡單化傾向的深刻洞見。倘若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問題當然會越來越復雜，不是簡單化的概念或者「主義」就能解決問題的，而是要充分研究問題的復雜性，尋找可行的解決思路和具體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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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基建有多落後？

去年夏天，印度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停電事故，受影響的人有6億之多。所以，當我前來探親的印度籍岳母表示包括華盛頓在內的美國東海岸地區「像印度一樣糟」的時候，這一評價聽起來著實刺耳。當時，風暴德雷科(Derecho)正席捲美國東海岸，600萬美國家庭因此斷電數天，在酷熱天氣中飽受煎熬。上個月，超強風暴桑迪(Sandy)又讓1000萬美國家庭陷入恐慌的境地。天氣預報機構預期，12月底會有一股很強的寒流，肯定會導致斷電。對此，人們只能「聽天由命」了。



面對本國基礎設施質量的不斷下降，美國人到底是什麼時候養成了一種像印度人(或許還包括英國人)那樣的聽天由命心態？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上世紀五十年代，我的英國籍母親曾在美國住了幾個月。那時候，美國到處是令人眩目的未來派景象。在這里你能看到空調，每個冰箱里都有冷藏室，霓虹燈無處不在，就連工人階級也買得起車、開上寬敞的道路行駛。但在過去三十年裡，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基礎設施一天天老化。經歷了二十餘年的投資不足之後，這些基礎設施已破敗不堪，而美國人也已適應了這種現實。

未來12個月的某一刻，我們將能看出，美國是否有意願讓其基礎設施也步入21世紀。如果一切順利，美國國會將在明年1月1日前採取措施，避免到時跌落「財政懸崖」。作為相關協議的一部分，議員們將設定另一顆「定時炸彈」，「爆炸時間」定在2013年年底——在「爆炸」之前他們必須達成一項更大的妥協，否則就會面臨另一個「財政懸崖」。美國國會可能會縮減已然捉襟見肘的聯邦投資預算。而如布魯金斯學會都市研究中心(Brookings Institution Metropolitan Center)所言，人們希望的是，美國國會能削減其他預算以支撐投資，而不是從整體上大幅削減預算。

有三個方面值得擔憂。第一，美國電網、公路、國內機場和水道的破敗，引起的公憤少得出奇。這意味著，議員們目前在其他方面感受到更大的壓力(比如捍衛現有的處於低位的資本所得稅，或維持可創造就業的國防預算)。搭乘美國國內航班時，你很難不每隔一段時間就遭遇航班嚴重延誤、取消或超訂，也很難忘記大多數乘客面對這一切時那超強的忍受力。

美國國內航班的很大一部分難題可通過建設「下一代航空運輸系統」(NextGen)來解決，它將使美國從二戰時所用的雷達網絡切換到基於衛星的航班追蹤系統。現有的安排建立在「軸輻模式」(hub and spoke model)基礎上，航空公司的每條航線都要經過某個地區性樞紐。樞紐如果停轉，會對整個網絡造成連鎖影響。NextGen會讓飛行變得更安全，讓軸輻模式變得可有可無。但美國國會對批準這項耗資至少250億美元的投資案興趣不大。

第二，大多數美國人都沒有意識到，美國落後世界其他國家有多遠。世界經濟論壇(WEF)的競爭力報告顯示，在9個類別的排名中，美國的基礎設施大多排在20名開外；而在航空運輸質量和電力供應質量分類排名中，更是排在30名開外。互聯網是在美國誕生的——這類「去中心化」網絡同時也是美國電網迫切需要的。但經合組織(OECD)數據顯示，美國的平均網速只勉強達到韓國和德國等國的十分之一。在一個「全球IT超級高速路」已不再停留在口號的時代，這種差距可不是鬧著玩兒的。擁堵的交通不會扼殺萌芽中的美國創業者，但緩慢的網速卻可能是致命的。



第三，華盛頓目前處於兩黨對立的狀態，此時要求它向一項宏偉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大開綠燈，可能不太現實。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的數據顯示，僅僅是為了使基礎設施的質量維持在現有水平，未來十年美國就需要投入2.2萬億美元。根據目前的預算安排，美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支出連這個數字的一半都達不到。我們基本上只能靠信念才會相信，明年兩黨財政協議達成(如果真的能夠達成的話)之時，這方面的支出將會翻番、而不是大幅降低。

與共和黨傳統相悖的是，許多共和黨人如今在意識形態上反對聯邦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履行任何重要職能，而是希望將這一職能下放到各州。因此，設想美國國會會按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的要求建立一家公共基礎設施銀行恐怕也不現實。該銀行可用100億美元作為種子基金，撬動大量私人部門資金，用於跨州項目投資——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類似。這家銀行可能仍將停留在規劃中。

修建橋梁(偶爾修座不通向任何地方的橋)曾是美國兩黨的共同追求。在美國即將就其財政未來做出重要抉擇之際，值得強調的是，華盛頓需著眼於今後若乾年設定相應的聯邦預算參數。在議員們採取行動之前，他們應該先去東亞轉轉，比如說從肯尼迪國際機場(JFK)到新加坡樟宜機場(Changi)、或香港赤鱲角機場(Chek Lap Kok)、或若乾其他機場，感受一下美國機場與東亞機場的差異。他們甚至可以在新德里的新機場轉機，搭乘一下這座城市帶空調的新地鐵(盡管他們可能需要忽略新機場周邊的中世紀環境)。我的岳母肯定樂於用印度香料奶茶(chai masala)來款待他們，然後輕輕搖搖食指，表達一下對美國電網的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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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骨頭

一、異地高考

昨晚，當新華網提前一步把《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學習羅陽同志優秀品質和可貴精神》作為首頁頭條時，人民網仍和新浪一起，把最顯要的位置留給異地高考困境。在這個議題上，可以完全顛覆環球時報在《向羅陽致敬，向他身後的精神致敬》中所表現出的樂觀——「中國社會的各部分是相通的，多元化帶給社會的裂痕似乎並非看上去的那麼深。這個國家有著埋在復雜表象下的共識與認同。」。

因為新華社稿件也公開承認，「作為外來人口較多的京、滬、粵等地，推進異地高考的政策則顯得較為謹慎，這表明教育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超乎想象」。商業門戶直取稿件中透露出的「北京廣東外地戶籍考生明年不能就地報名高考」為標題，根據匯總，「按照國家關於異地高考政策出台的時間表，31個省區市年底前要因地制宜出台異地高考政策，解決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在流入地高考的問題。年底期限漸近，北京市教委目前仍表示方案『正在研究中，現在不便透露』...11月22日，廣東公佈的政策同樣規定，非本省戶籍考生高考報名仍未放開。就在同一天，上海公佈，有合法穩定職業和住所，參加該市社保等，但積分指標體系並未公佈。」。

「對於京、滬、粵等壓力大的地區而言，當前最現實的難題是，在教育資源『一池水』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如何科學有序打通閘門，既減少不均衡的落差，又不引起無謂的波瀾」——其實，波瀾早已洶涌，上月，京滬兩地均發生本地籍家長反對推行異地高考的抗議活動，根據當時21世紀經濟報道所言，「在互聯網上，京籍人士將支持開放異地高考的家長稱之為『異鬧』。明確申明，北京包括教育資源在內的公共資源本來十分充裕，正是因為不斷涌入的外地人口，嚴重影響了本地居民的正當權益，而開放異地高考則會促使更多外地人口涌入北京。」。

騰訊此後雖勇於推出專題《「北上廣」本地人的「權利」源自哪》，但恐怕都解不了自己半年前《「異地高考」，死結何解》里的問號。所以，人民日報也來啃一啃這塊硬骨頭吧，昨日時評勸和，《異地高考，慢不得也急不得》：「條件太嚴、門檻太高、數量太少，到頭來只是少數人的『游戲』；條件太寬、門檻太低、數量太大，流入地的教育資源又會被稀釋，流入地學生的利益可能受損。這樣的『兩難』困境，在北京、上海、廣東這些人口輸入量大的省市尤為明顯。因此，這些地方實行異地高考的難度更大、敏感度更高，其政策還具有導向和示範效應...對於這些復雜的生源『變量』，政策如何科學應對？能否實現多方共贏？在制定異地高考政策過程中，這些都是繞不開的難題，不能不慎之又慎。」。

在以春季高考和農村學校撤點並校這兩項政策為前車之鑒後，作者袁新文也祭出「頂層設計」一詞：「在教育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今天，異地高考已不是簡單地做『加法』，而是一種深刻的利益調整。在多元利益格局中，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的利益如何協調，不同的利益訴求如何兼顧，難以避免的利益沖突如何平衡，還需要從政府部門到學生家長等相關各方一起來求共識、想辦法、找出路。」。

福利之爭又何止這一項。「中國三大養老保險有望實現城鄉銜接轉換」的人社部消息曾是昨天上午熱門頭條，中國青年報今天為此發表頭條評論，作者李曉亮「會心一笑」之餘，呼籲「三大養老險銜接，宜速不宜遲」：「養老險以及所有社保領域的全民覆蓋、城鄉平權，是社會保障體系下一步亟待推動的制度革新。不同社會身份的社會成員，不應再面對目前這種社會福利層面的差異對待。三險接續互認，宜速不宜遲，而社保體系的全面制度升級，讓所有公民享受到國家福利政策的無差別對待，更是社會保障體系恆久的制度精進訴求。若社會成員不管養老還是社保，都能得到體面而有尊嚴的保障，那麼不同社保制度不同地域的銜接轉續，就不再是問題了。」。

二、周口平墳

比起任建宇和雷政富，河南周口的平墳復耕運動儼然成了民間意見領袖心中的硬骨頭。@秋風論道雖已將禁止政府平墳與停止強制計劃生育相提並論，作為對習李新政的期待，但南方都市報以引述周口民政局負責人的方式帶給他一個打擊：「上周五(11月23日)下午，該市召開會議傳達上級指示，上級對周口平墳復耕作出肯定評價，稱『成效顯著』，要求在外界輿論壓力下進一步推動。」。

這篇報道，被五大門戶看中的是「在周口市東部的沈丘縣石槽集鄉陳口村，多名村民證實，該村的公墓將一名廳級官員的祖墳圈入其中，避免了被平」之段落，不過，「縣領導稱與『增減掛鉤』有關」的小標題顯然更易成為罪狀。新浪昨日正是以頭條位置轉發青年時報之文，首席評論員翟春陽質問的是「周口平墳能多打多少糧食」：「所謂『增減掛鉤』，就是你平墳平出多少土地，省里就批你多少商業用地。如此一來，所謂『復耕』幾乎等於零，『多打糧食』也就是一句空話。我國歷次平墳運動常用的一個口號是『不能讓死人與活人爭地』，但周口的這種做法又是什麼呢？是『政府與死人爭地』嗎？」。

同獲推薦的還有長江日報之《周口平墳中的社會認識分歧》。發現平墳問題似乎變成了輿論與當地政府之間的「角力」後，評論員付小為認為其中至少包括平墳的對與錯、平墳的動力、平墳的公平三個方面：「公共媒體、知識分子關註的是第一個問題，即該不該平墳。它既涉及入土為安、慎終追遠的傳統文化觀念和習俗，也關繫到公權力能不能強制乾預既成的『入土』事實。前者是文化問題，後者是權利問題。如果從這個層面來看平墳，平墳運動很容易被判為『錯誤』，不存在轉寰餘地。事實上，輿論幾乎一面倒的批評之聲恰恰呼應了這一點。」。

行文至此，這份武漢市委機關報已經表明自己並不準備完全站在公共媒體一邊：「有專家質疑平墳的背後是政府的『土地財政思維』...輿論可能會下意識地將其劃入『經濟GDP作祟』，但客觀地說，任何地方都有發展的沖動和需要，而發展本身未必不是惠及於民的。」。

所以，在第三個方面，即「周口當地民眾，他們關心的是什麼呢」的角度上，這篇文章強調「農民恐怕考慮更多的是他們可以從復耕中獲得什麼，過程和結果是不是公平的」：「本質上，『平墳復耕』面對的是人與土地的關系問題。放在一個人口稀疏、土地豐沛的地域，自然不會有這樣的問題產生。而把背景拉回到人口密集、土地高度開發的中原地帶，隨著農村集約化發展的加速，人地緊張關系日益凸顯。無論是徵地拆遷問題，還是平墳復耕問題，都是緊張關系的集中體現。很多類似的事件、爭議、沖突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媒體、政府、民眾的三重訴求關系。它們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一致性，在另一些方面則激烈對立。」。

「輿論並不能取代管理決策，輿論也不能完全被視為民意」，作者結語處提供化解方案：「某種程度上，輿論開拓出博弈空間，核心問題的對應主體則是政府與民眾。意識到這一點，平墳問題就不是錯誤決策與方式方法孰為重之爭，而是在耕地上已有墳墓的既成事實，其做法與殯葬條例不符的基礎上，地方政府怎麼妥善處理、如何讓當地民眾滿意的問題。」。

相信長江日報的這三段分析，胡錫進也會點頭認可。當大多數媒體站到反對聲音的一邊時，只有他的環球時報在上周六發表《強制平墳和醜化平墳都不可取》，聲稱「強烈的反對聲背後都不會沒有道理，但周口市的初衷也不會像情緒化描述中的那樣『自私』」。前天又借社評談論改革新氣象之機，嘆息「河南周口市搞『平墳復耕』是對風俗和占地之間的一次大膽平衡，但在輿論上遭到的抵制非常多。」。

及至今晨，南方都市報又在深度周刊里帶來了現實中的抵制，那就是《周口張家碑倒前後：平墳家庭死與生》，新浪，「親友抬棺至縣政府」的情節獲網絡編輯重點展示：「今年中秋節，張富春返鄉幫助家裡秋收冬播。沒想到，他遇到了政府平墳，又目睹了妻子和二姑父的死亡。他說，他現在不想再回憶和妻子的過去。父親張方自責疏忽，又埋怨政府，『墳你說平了能多種麥，就平了，可是一塊碑能占啥地方？』這個老共產黨員，積極響應號召，全村70多個祖墳，他第二家平，3塊墓碑，他第一家挖。他想不通為啥會有這樣的結果。」。



三、風聲鶴唳

當酒鬼酒復牌後連續第三天跌停後，損失慘重的投資者正在股吧里痛罵21世紀網挑起塑化劑危機實乃「惡意做空」。

而與此同時，新的食品安全危機報道又已經來襲中國人脆弱的承受力。以「一個剛從四川出來做護工的農村婦女」為口述者娓娓道來，稱十幾斤重的小豬使用含有大量激素、安眠藥等藥物的添加劑催肥，五六個月出欄，長期食用該豬肉會誘發各種不適症狀甚至癌症，再配上「農婦警告：在中國吃豬肉等於自殺」這樣極具殺傷力的標題，，自然就能在互聯網上迅速傳開。

人民日報決定闢謠。記者前往生豬養殖大省四川調查，並採訪農業部負責人，周一齣稿《「吃豬肉等於自殺」危言聳聽》，小標題便告知民眾：「豬生長周期縮短，得益於品種、飼料、養殖環境改進；國家對飼料添加劑監管嚴格，飼料質量可以放心」。針對「生豬五六個月出欄太快嗎」、「安眠藥、尿素等能否用來喂豬」、「豬飼料添加劑對人體有害嗎」、「我國豬飼料質量安全嗎」四大疑慮，最高黨報一言蔽之——「總體看，我國動物產品安全是有保障的」。

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和「激素、安眠藥、催化劑助長豬肉五六個月出欄」的指控如出一轍，「一隻雞從孵出到端上餐桌，只需要45天」——中國經濟網上周五以山西南部一則宣傳廣告為據，指控肯德基、麥當勞以及諸多大型超市提供原料的山西粟海集團有限公司，證言來自飼料廠車間工人，即「這些飼料配了藥，有添加劑，具體是什麼不知道，但對人體肯定有害，周邊的蒼蠅都毒死了，年輕人都不敢在這里乾活。」。

「周邊的蒼蠅都毒死了」，此言一齣，怎不嘩然。借助經濟日報的權威地位，再加上肯德基、麥當勞這樣的名牌效應，各路媒體迅速跟進。粟海集團也算反應快，周六即通過公司網站給出六點聲明：「一、我司使用的是中國肉雞行業普遍使用的白羽雞，45天屬於正常生長期；二、公司嚴格執行國家相關標準，對肉雞養殖全過程實行標準化管理......」肯德基和麥當勞通過官方微博發布的回應亦在此後到來，前者強調粟海集團供應量僅占雞肉採購量的1%左右，後者乾脆聲明「報道中說到的供應商不是我們現有雞肉供應商」。

不過，這並不能說服所有媒體。廣州日報周一即刊《速成雞是否安全，權威聲音不該缺席》：「大型養殖企業工人也好，個體飼養戶也好，對養殖出來的雞、豬等的安全性難以說清，決不是正常現象。在科技力量越來越顯示其巨大作用的同時，食品安全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人們的知情權、健康權也越來越得到凸顯，權威部門及相關職能部門有必要站出來，就公眾乃至養殖戶反映的問題解疑釋惑，或者及時查處可能有安全隱患生產出來的肉食品、奶類產品等。正因此，針對上述新聞中曝出來的『速成雞』以及由此飼養出來的『速成豬』等是否安全，是該有更加權威聲音。」。

作為山東省委機關報，大眾日報是以為民代言的姿態質問洋快餐：「『45天速成雞』到底是個什麼雞？是否有害健康？大賣之前，希望相關飼養者、管理者，能說清楚先！」。

只是，在一些專業人士看來，這種義憤填膺、驚慌失措實在是「不專業」，是草木皆兵心理的再一次體現。東方早報、羊城晚報均帶來「白羽雞僅需45天生長並不稀奇」的專家回答，新京報亦由作者伯通明確宣佈「『45天速成雞』時間不是問題」：「除了個別媒體從業者缺乏嚴謹求實的工作態度外，像『吃豬肉等於自殺』這樣的陳年老帖還能興風作浪的原因，還在於公眾在接連不斷的食品安全危機中信心不足，寧可信其有。當然，一些國人對『傳統飲食』無限懷念，對現代食品工業也存在著偏見和認識誤區。」。

騰訊也來作無害辯護，今日話題反問《肉雞45天「速成」有何不可？》。不僅強調「幾十年的精心育種和現代化的飼養方式造就了『速成雞』的高速生長」，更是要打破人們心目中「柴雞土雞吃著營養又安心」的定論：「柴雞土雞的維生素和礦物質等營養含量甚至低於速成肉雞...農戶飼養的柴雞基本都處於放養狀態、無人監管，而由於現在農藥的使用越來越普遍，有些農戶為了防止黃鼠狼、老鼠偷食還會使用老鼠藥等有毒藥物，這些都增加了柴雞攝入有毒物質的風險。」。

不過，責編張春續也別指望僅靠這樣講解一通就能讓消費者放棄「經驗」、變得「明智」。因為，在這個專題的下方，超過85%的投票者仍然認定45天的速成肉雞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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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與經濟周期

中國的經濟波動，一直有一個怪圈，叫做「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說的是政府的緊縮之手一放開，經濟就會充滿活力，生產力好像從地縫、牆角里鑽出來，然後就會「出問題」，比如「投資膨脹」，「重復建設」，「惡性競爭」，通脹也會跟著起來，引發又一輪收縮，周而復始，循環下去。這一規律早就已經被總結出來，近年來依然適用。

在「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中，砍投資是首要的「收」的措施。居民消費本來就長得不快，而且通脹之下民生本來就是問題；壓縮政府消費傷筋動骨，需要政治家的智慧與勇氣；出口由國外需求決定，調控起來沒那麼直接和容易。剩下的就是投資了，而且投資在GDP中的占比大，就像一塊肥肥的唐僧肉，看起來好下口。

投資也是GDP中波動最大的一塊，繁榮的時候上得快，調控的時候砍得凶。經濟上升時往往伴隨著投資的快速增加，而且各地競爭，項目爭相上馬，唯恐比別人落後了。而且，在各地從銀行挖貸款的積極努力下，信貸往往也很配合，貨幣供應快速上升，導致短期內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引發通脹。至少從經濟波動的成分看起來，經濟周期就是「投資周期」。

投資中很大的一塊是基礎設施投資，也是政府能夠「砍」的重要對象，因為這一塊是政府主導的。相對來說，對於非基礎設施投資的調控要間接很多。進一步，正因為基建大都是政府主導的，而且存在一些質量、效率問題，在緊縮聲音漸起時，受到的批評也更多。批評政府投資是可以的，而且很容易，因為批評企業投資會直面企業的質詢：你怎麼知道我這個項目不該投？你比我更瞭解我的企業？何況私營企業家對自己的投資負責的。

其實，對於基建的批評由來已久，絕非近年來的新發明。早在1988年，在4月的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作了《關於物價、教育、社會風氣問題》的發言，其中嚴厲批評基建規模過大，引起能源、交通、原材料、外匯的緊張，引發通貨膨脹，建議「在五年之內除能源交通和已經上馬的基本建設之外，其他基建投資系統統統停止五年。」還有一個流傳的版本，把上述建議簡化為「三年不投資」，真假不得而知。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番發言起了作用，1989、1990兩年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8.7%和4.5%，遠低於改革30年以來平均24%的增速，直接導致那兩年的經濟也很蕭條，GDP增速分別只有4.1%和3.8%，遠低於30年來的接近10％的平均水平，為改革開放以來之最低，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走出那一輪蕭條。回顧那段緊縮歷史，今人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1988年的基礎設施絕對沒有過剩，而且極度短缺。今天認為中國基礎設施已經足夠的人，面對不到發達國家十分之一的收入水平，平均不到三分之一的公路、鐵路道路密度，以及嚴重的擁堵，應該重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很怪很怪的怪圈：宏觀收縮時，產業投資不景氣，如果再砍基礎設施投資，經濟下行必將放大，經濟波動也會放大，這與政府經濟調控的反周期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本來應該是實行積極的政策，對抗經濟下行的。



問題出在中國的經濟周期的根源上：一般的經濟周期分析中，假定經濟下行的根源是外在沖擊，政府採取政策對抗經濟下行；而中國的經濟周期，恰恰來源於政府主動的宏觀調控。這時政府再想對抗經濟下行，就好像是一隻手按下了瓢，另一隻手又想把它托起來，陷入左右互搏，無所適從的尷尬局面。

其實解法不是沒有。上文提到，經濟過熱往往是因為信貸供給增加過快，引發通貨膨脹，治理通脹，完全可以用貨幣政策，畢竟通貨膨脹終究是一個貨幣現象。同時，為了對抗經濟下行，還是可以採取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比如減稅，再比如增加財政支出。財政支出分為消費性和投資性，倘若不增加政府消費，就是增加政府投資，比如國防、教育、基礎設施，往哪裡投我都不反對。考慮到中國基礎設施總量依然十分落後，不僅嚴重影響居民生活，也會影響未來長期經濟增長，不妨未雨綢繆，增加基礎設施投資。

今年的情況是，不但貨幣政策緊，財政政策也跟著緊，加上出口也不景氣，導致經濟很冷，一些企業的日子不好過。表現在數據上，GDP增速很低，而且PPI已經連續半年負增長，企業利潤大幅下滑，經濟自主收縮風險增大。在這種情況下，林毅夫教授建言應該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對抗經濟下行，筆者是很贊同的，也曾寫小文闡述基礎設施與生產率，通脹，民生，長期增長潛力等方面的關系。

如此重大的事情，在如此復雜的關口，不同意見當然有的。尤其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裡面，一些質量、效率、腐敗的問題總是存在，讓人不由得不感到憤怒。然而，冷靜下來之後需要釐清的是，我們是否應該因為出了一些問題就停止建設，或者是等官員都廉潔了、法治健全了再建設？

問題問到這里，答案應該是清楚的，我們只能在前進中解決問題，在調整中積累解決問題的條件，摸索問題的解法，而不是激化矛盾。「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這樣的豪情讓人激動，甚至嚮往，卻未必能真正解決問題，而且往往不能解決問題，甚至讓情況更糟糕。筆者篤信市場，熱切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建立完善的市場秩序，但是正因為篤信市場，才知道市場作為一種高效的運行機制絕非免費，而且極為昂貴，絕非朝夕之間能夠建立，其他轉型國家的經驗也佐證了建立市場制度的漫長與艱辛。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起胡適的一句話：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將近一個世紀以前胡適的這句話，是對人性中的簡單化傾向的深刻洞見。倘若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問題當然會越來越復雜，不是簡單化的概念或者「主義」就能解決問題的，而是要充分研究問題的復雜性，尋找可行的解決思路和具體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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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春運到長假堵車：漲價還是免費？

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

別誤會，這與春花秋月無礙，倒是與年年人滿為患的客流更為貼切。每逢春節或「十一」長假，中國從南到北都會上演一次人口大遷徙，不僅歲歲一票難求，關於火車票是否該漲價爭論亦年年熱映。無論以薛兆豐等評論者為首的「漲價派」還是主張「供給不自由 ，價格無意義」者，似乎都不能完全說服彼此及觀眾。

如今，類似討論蔓延到公路領域。2012 年「十一」恰逢中秋，據悉出行人次創下7.4億人，加上國務院剛批準小型客車重大節假日可免費通行高速公路，導致高速公路堵車成為平淡假日的最大看點。各地排起數十公里長龍的高速公路被吐槽成健身場、遛狗場及垃圾場，更有網友調侃「國慶最浪漫的事，就是宅在家裡看各種堵車」。

從春運火車票漲價到高速路免費，看似無關宏旨的民生問題，卻引發一輪又一輪激烈討論，實則凸顯各個階層對於社會資源分配的集體焦慮，其間迥異分歧耐人尋味。

首先，小型客車高速公路節假日免費或許並非好主意。從經濟學上看，人性對免費並無多少抵抗力，這一政策顯然刺激自駕出行人群，和手續繁瑣等因素一起放大了長假擁堵效應；進一步看，正如傅蔚岡等指出，受益人群享受的「免費午餐」，一方面是建立在侵害擁有高速公路經營權私人公司權益之上，另一方最需要公眾政策補貼的對象往往是低收入人群，這部分人群明顯不符，簡直有不開車的人補貼開車人之嫌。

宴無好宴，凡事皆有成本。無論對於堵在路上的還是沒有出行的人群，其實都受到這一政策潛在影響，這一看似政府請客的免費午餐，實在難言甘之如飴。

從高速路免費到春運火車票漲價，不同陣營都談價格規律；但任何理論都應該放在約束條件之下檢驗，理性假設也面臨不同情境，否則很容易落入概念化與簡單化的窠臼。也正因此，不僅應從靜態角度看有限的社會服務如何被分配，更從動態角度分析。

靜態來看，價格機制是一種福利(服務)配置機制。漲價的好處很明顯，也就是「價高者得」，這體現了效率至上以及相對公平，但是並不一定能夠很好體現「需求最高者得」，畢竟一塊錢對於農民工以及白領，邊際效應不同；而按照需求最高者來分配有限供應量，或許公正，卻難以實施。現實中，對於不少時間成本低的人群，無論排隊還是堵在路上，未嘗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方式——中產階層眼中的「效率低下」，或者正是底層民眾的「相對公平」。

動態來看，價格規律處處通用，不僅在於調節供求關系，更在於其對於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說，價格機制更是一種資源配置機制，正常情況下，漲價可以增加對於稀缺品的更多社會資源投入，有助於提供更多更好服務。價高者得可以衡量社會最需要哪種服務。如果不存在各種扭曲(如行業準入、壟斷等)，價高者得可以有效動員社會資源、配置於增加社會最需要的服務上。然而，扭曲的現實是，由於各類行業準入、壟斷的存在，價高者得導致的後果不一定是有效供應的增加，而是「租」的增加。

更為歷史地看，中國三十年的改革，看似市場價格機制頗具規模，但是行業準入以及核心要素資源的價格機制上，仍舊有待深化推進——如果拋開這些來談產品市場的漲價與否，顯然有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之嫌。

換句話說，靜態是對當下的思考，動態則著眼未來；粗略地看，靜態主要是分蛋糕，而動態則考慮有無做大蛋糕的可能。如果價高者得既不能在分配福利層面為自己辯護，又不能在配置資源層面證明實質改進，則任何漲價萬能論都可能並不正確，而任何漲價決策也必須考慮底層民眾的被剝奪感。



進一步看，在政府掌握大部分資源的情況之下，漲價不僅是「租」，甚至是一種變相的「稅」——可叫「擁堵稅」，或者直接叫「節假稅」、「回家稅」？

常識告訴我們，凡涉及稅收，都不得不謹慎。漲價很可能效果如同「房產稅」，政府多抽一頭，就能抑制需求提供更多供給麼？極端一點如羅斯巴德的理論，稅收根本不存在中性一說，本身也是行政權力乾預市場的一種體現——那麼對於期待通過「漲價」這種變相稅收來破除價格管制，是不是以另一種政府扭曲來修正政府扭曲行為呢？

伴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放假回家的需求必然長期存在，也涉及社會大部分人群。除了效率角度，更應該從社會福利角度思考一下國慶或者春節的回家問題。從福利分配角度，如何滿足功利主義大師邊沁所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再深問一句，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回家？在親情與傳統之外，更隱含著區域經濟不均衡、戶籍制度歧視等制度化弊端，而相對較低的票價就是一種潛在補償。

這也就是當下中國的弔詭現實，高富帥與各類屌絲並存，行政之手越涉及每個領域，各種扭曲越發層層疊加，就越加牽一發而動全身，也不得不兼顧各個階層情緒——盡管不乏「一切向錢看」批判，但很多社會問題以及公共政策往往過度「政治化」，並不是只從「錢」的角度來考慮，這也就是出春運火車票乃至北京地鐵票為何難漲。民間社會已經積累太多的情緒，又缺乏合理釋放途徑，反而導致一些本應該符合經濟規律的政策無法出台，這也是自縛手腳的結果。

高速公路免費和春運漲價與否，看似兩個極端，卻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其間的萬般糾結，都在拷問相同的問題：公共政策如何符合經濟效率的同時兼顧社會公正？畢竟，每個社會的發展，都以民眾福祉的增加為最終考核標準，降低公民的相對剝削感，應該是不應忽略的指標。

回頭來看，從堵車到稅收，當中國民眾痛苦指數都居高不下之際，任何不能帶來明確動態改進的漲價行為都應慎之又慎，這不僅可能被民眾視為新一輪的盤剝，也可能實際構成一種新稅收。

換言之，當公平已被視比效率更稀缺的商品時，要不要漲價，也就不僅僅是一個效率問題，「資源總是稀缺的」已經快淪為「中國人就是多」一樣沒有說服力：當桌上的麵包都整盤端走之際，如果殘存的麵包屑也不考慮為底層留下，那麼後果很可能就不是重新分餅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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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如何破解融資難？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公開發布了《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分別從完善金融調控、優化組織體系、建設金融市場、深化金融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維護金融穩定、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7個方面，詳細闡述了「十二五」時期金融業發展和改革的重點任務。

規劃內容可謂包羅萬象，但細讀下來，此規劃中的大部分內容均在年初舉行的金融工作會議上有所提及，並沒有太多新的內容，不免令人有些失望。規劃中的兩個量化目標，目前就己經達到，2015年應該也沒有什麼難度。與人民幣國際化相關內容，雖然沒有量化目標，但目前實施已經進展頗快。

兩個毫無難度的量化指標

規劃大部分內容均為宏觀描述，涉及到的量化指標非常有限，僅有兩項，即 「十二五」時期，金融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保持在5%左右，社會融資規模保持適度增長；到「十二五」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

從這兩個指標來看，達到目標也毫無難度。一是「十二五」時期，金融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保持在5%左右。如果從歷史數據分析，便不難發現，近三年這一比重均超過了目標值5%。「十一五」初期的2006年，該指標僅為3.7%，而到「十一五」末的2010年，該指標已經上升至5.2%，提高了1.8個百分點。筆者預計，伴隨著未來更多支持金融業發展的出台以及服務業占比的不斷提高，這一比重超過5%毫無懸念。

另一個指標是到「十二五」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同樣翻看歷史數據，可以看到，這一比重在「十一五」初期的2006年為5.5%，而在「十一五」末的2010年便已經達到了12.5，去年該比重達到為14.1%，今年8月，這一比重便高達22.5%。可見，伴隨著對債券市場以及股票市場的大力推廣，近年來，企業的間接融資比重已有所降低。因此，這一比重目標也很容易滿足，並無太大指導意義。

真正值得註意的是，伴隨著直接融資的逐年擴大，將直接融資目標列入規劃，實際上顯示了央行將社會融資總量指標進一步提升了高度。畢竟考察社會融資總量比早前只看重貸款指標，有利於央行更好的進行流動性管理以及執行宏觀審慎政策。

人民幣國際化實踐發展快於規劃

對於人民幣國際化這一備受關註的話題，規劃也並未有太多創新之處，也沒有給出市場期待的具體時間表。但從實踐方面，不難發現，2012年關於資本項目開放、利率市場化以及匯率市場化等方面的改革頻出，已經遠遠的走在了規劃的前列。

正如筆者早前曾在FT中文網專欄中所提，人民幣國際化並非僅僅意味著人民幣跨境結算，因為這只是實現國際化過程中一個必經之路而非最終目標。人民幣國際化包含著兩大重要含義、即基本可兌換性以及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一員。在這樣的定義下，人民幣國際化包括四個有機構成部分，即資本賬戶管制逐步放開、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立、匯率體制改革與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這四個支柱不應單一來看，或者用先後順序來區分，而是應該循序漸進、同時並舉。

資本項目開放方面，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要進一步放寬跨境資本流動限制，健全資本流出流入均衡管理體制，完善對外債權債務管理，穩妥有序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並明確指出未來要「促進直接投資便利化」、「提高證券投資可兌換程度」、「便利跨境融資」、「擴大個人用匯自主權」，有利於加快資本項目開放步伐。實際上，近期關於珠海橫琴和深圳前海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先行試驗，便是加速資本項目開放的積極探索。

利率市場化改革方面，規劃表示，按照條件成熟程度，通過放開替代性金融產品價格等途徑，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而從實踐來看，央行6、7月已經兩次進行了利率市場化的嘗試。6月7日，央行宣佈，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將貸款利率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8倍。而7月8日，央行鞏固了早前成果，宣佈將貸款基準利率的下浮區間擴大到基準利率的0.7倍。經過最近兩次利率浮動區間調整，貸款利率市場化已經接近完成。而規劃表示，要建立健全存款保險制度，加快存款保險立法進程，也意味著存款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將會加快。

匯率改革方面顯然也在提速。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要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雖然表述與以往未見不同，但實踐方面，2012年匯率改革推行卻成效顯著。例如，4月中國人民銀行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五擴大至百分之一，作為擴大匯率浮動幅度的配套安排，外匯操作方式也作出適應性調整，大幅減少了外匯乾預。而從6月起，人民幣和日元實現直接交易，意味著以往人民幣匯率全部或部分「錨定」美元的匯率定價機制將發生實質性變化，人民幣匯率的「獨立性」將得到加強。

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方面，規劃明確指出，要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實踐方面，也有諸多措施有條不紊的推出，例如，在人民幣存款、人民幣債券和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之後，香港交易所進一步推出以人民幣交易為核心的衍生產品，表明人民幣國際化已經逐漸走向深入。數據顯示，2011年經香港進行的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達1.9萬億元，是2010年5倍多；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人民幣存款為5577億元，加之同月內發行的存款證餘額1261億元，總計6838億元，香港地區離岸人民幣存款已占該地區銀行存款總額的9.5%。總之，隨著內地與香港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作用正在加強。

這樣看來，雖然規劃並未對人民幣國際化提出更多的理論創新，但在實踐方面，諸多領域已經走在了規劃的前列。未來需要註意的是，如何防範相關風險，特別是在海內外經濟動盪之時，如何防止短期資本迅速流出給中國經濟及宏觀政策帶來的挑戰至關重要。



解決融資難還需金融改革

當前中國經濟下滑明顯超出預期。二季度GDP已回落至7.6%，低於一季度0.5個百分點，創下了三年以來的新低。進入三季度，7、8月公佈的經濟數據依然沒有好轉，除消費基本保持穩定外，房地產、基礎建設兩大支柱雙雙下滑，帶動固定資產投資繼續走低。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工業生產增速下滑至9%以下，創下了2009年5月以來的最低值。悲觀數據或意味著三季度經濟增長數據將低於二季度，早前市場對三季度經濟觸底回升的期待恐將落空。

實際上，硬著陸風險早已引起了決策層的擔憂。自5月溫家寶總理提出穩增長以來，發改委項目審批的規模便空前加大。進入9月，發改委更是接連數日委集中批復大批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但是，從效果來看，投資政策顯然沒有取得穩增長成效，主要缺陷在於缺少諸多投資項目仍然缺少信貸政策的配合。

央行數據顯示，8月新增貸款大幅提升至7039億元，中長期貸款比例亦有所提高。但這並非顯示投資提速，相反，如果仔細查看分項，便可以發現，8月中長期貸款比例回升主要源於房地成交量回升帶動居民按揭貸款增加，而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門的中長期貸款的增加則較少，其占新增貸款比例反而出現下降，且回落至17.1%，已經明顯低於2008-2009年金融危機之時。這也就意味著當前投資意願仍舊不足，信貸對投資的支持仍舊不多。如此來看，未來要想發揮投資出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還需要進一步加大資金方面的支持。

而從長遠來看，諸多方面的金融改革或為企業融資紓困。正如前文指出，中國人民銀行便發布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提及了多方改革內容。雖然規劃中大部分內容早已在學界達成共識，且在年初舉行的金融工作會議上已有所提及，但如果「十二五」期間，能夠切實落實規劃，讓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便有利於為中小企業以及地方融資平臺提供新的融資渠道，對穩增長亦有利。

首先，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便是解困中小企業的重要方式。正如筆者在早前專欄文章中所提，從根本來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源於早前利率市場化程度有限，銀行缺少資金定價自主權，便自然喪失了對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的動力。

值得肯定的是，今年利率市場化進程已有重大進展。經過了6、7月央行先後兩次降息，金融機構的存款利率浮動上限已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貸款利率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7倍，貸款利率市場化接近完成。而未來如能加快建立健全存款保險制度，便有助於完成利率市場化最後一步——存款利率市場化。

其次，發展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可為中小企業與融資平臺提供新的融資途徑。市場對於為融資平臺抒困一直存在諸多爭議，畢竟上一輪「四萬億」刺激政策推出後，名為「四萬億」，在銀行貸款的拉動下，地方融資平臺不斷擴張，最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超過十萬億。銀行與地方政府隱形債務積聚上升是前一輪經濟刺激留下的教訓，新一輪政策刺激下，不應讓銀行繼續承當準財政的職能，積極發展債券市場是個重要途徑。

再有，鼓勵發放「點心債」，有助於企業海外融資，也會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過去兩年半以來，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已經得到了較大提升，香港"點心債"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累計發行在外債券的規模從人民幣30億元擴大到人民幣3，230億元。而離岸人民幣產品的極大豐富，如人民幣存款、人民幣債券、人民幣衍生產品等，均加速了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

考慮到今年資本項目開放、利率市場化以及匯率市場化等方面的改革頻出，人民幣國際化雖然沒有時間表，但已經遠遠的走在了規劃的前列。

總之，筆者認為，當前經濟下行風險加大之下，緩解企業融資困境，恢復經濟微觀主體活力至關重要。而要到達這一目標，推動多項金融改革進程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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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應叫停生物燃料生產

美國玉米作物正受到50年來最嚴重旱情的巨大破壞，使國際糧食總體供應情況受到了重大影響。

當前形勢提醒我們，即使是最發達的農業體系也無法擺脫天氣無常的影響，這不僅會導致國內市場供給和價格波動，還會波及國際市場。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現象更使情況雪上加霜。

人們原本預料，今年美國玉米產量將打破歷史最高紀錄。事實證明這種觀點過於樂觀了。根據聯邦法令，歉收的玉米中，相當大一部分將被用於生產生物燃料，因而進入糧食和飼料市場的玉米就更少了。

近期玉米價格已經超過了2008年和2011年的峰值，單是7月份就上漲了23%。而小麥價格則追隨玉米價格上漲。美國畜牧業已經感受到了價格上漲的沖擊。

媒體已經開始談論出現糧食危機的可能性，這一點都不令人驚訝。是否會發生糧食危機不僅取決於旱情持續時間有多長、對農作物的傷害有多大，也取決於其影響向其他市場擴散的程度，以及是否會有後續供給沖擊、各國如何應對價格波動。

2007-08年，各國政府的反應無序混亂，這往往加劇了國際價格上漲，其效果如同實施出口限制措施一樣。但這些措施通常會引發搶購和囤積行為，達不到有效穩定國內價格的目標。

考慮到上述種種，政府應該謹慎行事，尤其是高價並不一定產生負面效果。未來幾個月，只有生產者價格足夠誘人，才能吸引人們擴大種植——這是目前亟需的——尤其是在南半球。



我們將呼籲一些國家的政府採取多項措施，緩解當前局勢對最窮消費者的沖擊，例如以補貼價格定向分配糧食，增加對根莖、塊莖和豆類等非大宗商品類作物的依賴，以及幫助小規模種植者取得更優質的種子和其他基本的投入品。從長遠來看，應當採取增加當地產量、提高自給自足水平的策略。

幸運的是，2012年大米供應充足，價格穩定，但米價也可能因為其他谷類價格的上漲而走高。2007-08年，大米市場並不短缺，但價格卻出現大幅上漲。透明度不高、進口國與出口國未經協調的單邊行動，以及媒體的報道，都產生了催生恐慌的效果。

隨著全球穀物價格攀升，糧食、飼料和燃料行業對玉米、糖和油籽等作物的爭奪可能升級。暫時停止關於生物燃料的法令或者降低其執行力度，是緩解部分緊張的一個辦法。目前，2012年美國這一可再生能源的產量據報道已達到152億加侖，消耗的玉米約為1.219億噸，占到美國玉米總產量的40%。立即暫停執行上述聯邦法令，將為市場提供一定的喘息空間，讓更多的玉米流向糧食和飼料用途。

在經受了美國旱情的影響之後，全球市場已無力再承受供應方面任何的進一步沖擊。盡管當前形勢不確定，而且如果惡劣的天氣狀況持續的話，形勢可能還會惡化，但目前尚未出現危機。與2007-08年相比，目前各國與聯合國(UN)更有把握應對高糧價，這是因為聯合國啟動了能夠促進各國政策反應協調水平的農產品市場信息系統(Agricultural Market Information System)。

然而，風險仍然很高，在應對當前局勢過程中，如果方法不當也可能釀成危機。至關重要的是，無論是出口國還是進口國，任何單方面的政策反應都應避免加劇局勢的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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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情緒蔓延全球

政客開始迎合納稅人的愛國主義情緒從來不是一個好的信號。為支持法國政府近期將最高一級個人所得稅率提升至75%的決定，該國財長皮埃爾‧莫斯科維奇(Pierre Moscovici)向《世界報》(Le Monde)表示：「這不是一個懲罰措施，而是一個愛國舉措。」他解釋稱，富裕階層正被賦予為解決法國財政問題做出「特殊貢獻」的機會。我相信富人對此一定非常感激。



目前法國政府無疑面臨著巨大風險，因其將國內稅率提升至遠高於鄰國的水平。但將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cois Hollande)政府描繪為過時的社會主義恐龍則是個錯誤。事實上，新一屆法國政府走在了一股國際新趨勢的最前沿：全球範圍內對富裕階層的敵意正在重塑從歐洲、美國到中國的政治局勢。

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提議鋪開紅地毯歡迎因為高稅率而逃離法國之人。但即使在現行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僅為45%的英國，也出現了針對富裕階層的新的敵對情緒。目前就連保守黨政客都不敢站出來為銀行家的高薪辯護。

而在美國，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將對「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增稅作為競選綱領之一。參照法國的標準來看，奧巴馬希望施行的增稅幅度簡直小得可笑。奧巴馬僅僅希望將最高一級個人所得稅率從35%提升至39.6%，同時增加對資本利得以及股息收入的徵稅力度。

但奧巴馬的一些策略和奧朗德在法國取得成功的競選活動頗為相似。法國社會黨抓住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浮華」的生活方式以及結交超級富豪這兩點大做文章。與之一脈相通的是，奧巴馬在競選活動中攻擊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是逃稅的「1%」富人階層的代表，並嘲諷羅姆尼妻子擁有盛裝舞步賽馬。這些做法聽起來有些冒險，因為美國人有仰慕富人而非嫉妒他們的傳統。但投票結果顯示奧巴馬的戰術贏得了選民支持。美國民眾以64%比33%的懸殊差距支持對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家庭增稅。

富人階層與其他社會群體間的隔閡不僅在西方屬於政治敏感話題。在當前中國政治中，有錢與有權階層的生活方式同樣是最為敏感而危險的話題。近期彭博通訊社(Bloomberg News)的網站在中國遭到屏蔽。該網站發表了一篇有關中國即將上臺的新一屆國家主席習近平家族財富的文章。屏蔽網站很明顯是對這一行為的懲罰。



在幾周前的一起事件中，啟東市因污染問題引發騷亂的形勢急轉直下，示威人群要求獲知當地市委書記所穿服裝是什麼品牌。BBC的報道稱：「據稱當示威者發現是一個昂貴的意大利品牌時，他們將市委書記的衣服剝至腰間。」。

為什麼會發生上述事件？《經濟學人》雜志(The Economist)的詹尼‧明頓‧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公民，目前生活在富人階層與其他社會群體間的差距較上一代顯著擴大的國家中。」這一趨勢在西方最為顯著。貝多斯指出，在美國，「最富裕1%人群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由上世紀70年代的8%增長至2007年的24%，增了兩倍」。

這種財富轉移最終很可能引發政治反抗。「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就是觸發反抗的導火索，因其增大了普通人維持生活水平的壓力，同時暴露出統治階層的不當行徑。從奧巴馬到奧朗德的西方政治家都在試圖控制並疏導這種新出現的社會情緒。在受「大衰退」影響較小的亞洲地區，其他因素可能在發揮影響。互聯網以及微博的興起使得信息傳播更加容易，也更易於激起民眾對勞苦大眾與超級富豪之間巨大鴻溝的憤慨情緒。

如果這種新的社會情緒鞏固下來，將可能標志著一個以低稅率、寬松監管以及貧富差距加大為特徵的時代的結束。該時代始於上世紀70年代晚期，在西方以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掌權為標志，在中國則以鄧小平當政為標志。當撒切爾夫人於1979年出任首相時，英國最高一級個人所得稅率為83%，而她將其先降至60%，隨後降至40%，直到金融危機爆發前一直保持在該水平。而當里根上任時，美國最高一級個人所得稅率為70%。他將其先降至50%，最終下調至28%。在中國，鄧小平抓住了時代精神的脈絡，指出「致富光榮」。

如今一股新的全球趨勢已經開始發揮影響。在中國，政治領袖們迴避直接贊美財富。而在西方國家，資金緊缺的政客們則急於對近來變得不受歡迎的富人階層增稅。關鍵問題是，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增稅是否仍然可行。正如卡梅倫有關紅地毯的不當言辭所展現的，任何政府如果增稅幅度過大、速度過快，則將產生引發資本與商業外逃的風險。超級富豪們非常靈活並且消息靈通。

然而，小康階層可能難以逃脫西方國家普遍推行的增稅大潮。1979年被撒切爾擊敗下臺的前英國首相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富有前瞻性地指出：「總有一些時候，也許每過30年，政治形勢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撒切爾和里根時代開始約30年後，一輪新的巨變正降臨在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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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乾旱發出的信號

美國遭遇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最嚴重乾旱，這進一步表明，我們正處於一場全球糧食危機之中。在2007年至2008年期間，由於大宗商品價格飆升，20多個國家出現暴動。在短暫停歇之後，最近幾個月，玉米和大豆價格升至空前高位。我認為這表明我們無法以可持續的方式養活世界人口——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100億。我們這些不惜代價追求經濟增長的「牛仔資本家」(cowboy capitalists)是否即將全速走向災難？

糧食價格的上漲有三點主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對肉類的需求消耗了大量的玉米和大豆——1磅重的牛肉需要30磅的穀物，1磅的豬肉需要12磅的大豆。中國大豆需求每年增長10%，這徹底改變了西半球的農業格局，導致大豆種植面積現在超過小麥。第二，全球人口繼續快速增長。第三，天氣變得更不利於農業，出現嚴重乾旱、洪水和熱浪的頻率大大提高。

聯合國(UN)預計，未來40年，全球將有能力將糧食產量擴大60%。盡管人們沒有就具體數字達成共識，但根據學術文獻，到2050年，糧食產量至少需要增加70%。另外，我認為，鑒於農業領域存在眾多問題，聯合國的這一預測極不可能實現。

舉幾個例子：全球礦物肥料——鉀肥和磷肥正日趨耗盡；耐化學細菌和病原體在增加；石油和化肥等農業投入成本趨於上升。每英畝農田穀物生產率的增速在放緩，發達國家的化肥邊際生產率已經接近於零。同時，緩慢上升的氣溫正在限制產出。今年的天氣結果顯示，之前對於乾旱和洪水負面影響的估計被嚴重低估。

如果我們是經濟學理論中的「經濟人」，消息靈通、理性而又廉潔，那麼我們所有的食品和資源問題很容易就可以解決。對未來結果的大多數估計也是基於這一假設。但真實情況並不是這樣。

不幸的是，我們往往容易被既得利益左右，我們總是熱衷於好消息，不願聽到壞消息。我們比想象中更加短淺目光，也太容易腐化墮落。在保護資源、改善農業技術、減少肉類食用與浪費(從種植到吃進嘴中的整個過程中，浪費的量在所有食物中占到了30%到40%)方面，我們的行動往往過於緩慢而起不到作用。我們的行為不必要地推高了價格，無意之間也將在貧窮國家導致營養不良現象和嚴重飢荒。



最終市場價格可能會改變這種行為，但起初它們傳遞給富裕國家的信號將會過於微弱，無法促使他們採取行動，而貧窮國家已經在這個過程中被擠出了市場。給一輛SUV加滿玉米乙醇所耗費的卡路里就足以養活一個埃及農民一整年，從中就可以看出我們現時的冷漠。

在埃及等發展中國家，很多人在食品方面的花費占其收入的40%，但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平均大約為10%。食品和能源價格是近期中東地區動亂的一個因素。如果穀物價格像2008年後那樣再次翻番，西方人會被激怒，而較貧窮國家則可能會出現進一步的社會動盪。

中國政府似乎是唯一能夠理解資源和食品短缺潛在後果的政府。相比之下，美國似乎為自己處於農業堡壘中這種隔絕的狀態而自滿。

北美人均水資源是中國的7倍，人均耕地面積是中國的10倍(同時還有很多肥料和碳氫化合物)。北美覺得自己不會受到影響，因此行動會很緩慢，認為這些問題是其他國家才應該擔心的。盡管如此，中國的焦慮和不斷增長的力量不久就將迫使美國去解決這個世界的核心問題。今年夏天的旱情本應該起到一種警示作用，但實際上或許並沒有起到這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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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降息發出什麼信號？

中國經濟一直是一個棘手的課題。評估一個擁有10多億人口的實體經濟的狀況並不容易。周四，中國央行宣佈下調利率。這是不到一個月來的第二次降息。基準貸款利率的下調幅度超出存款利率降幅，而且各銀行將擁有以相對於基準利率的更大折扣發放貸款的選擇權。此舉意在提振放貸，原則上對大宗商品投資者應當是利好消息。

但現實是，今年大宗商品和機械需求與最終用途關系不大。今年頭五個月，中國的銅進口飆升逾一半，鋼材需求也保持強勁。然而工業產出增長放緩至僅僅10%。就在消費增長趨緩之際，大豆進口表現強勁。這兩個趨勢的原因都在於，任何具有貨幣價值、可以儲存的東西，都被用作抵押品來申請貸款。然後，交易商將資金輸入影子銀行體系進行短期放貸，以求獲得更高的回報。



中聯重科(Zoomlion)和三一重工(Sany Heavy)等工程機械製造商已感受到這些趨勢的影響。盡管固定資產投資放緩，但它們的銷售仍在飆升。現金拮據的客戶需要拿到機器，以便將其用作抵押品來申請貸款，而他們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維持企業運轉。投行傑富瑞(Jefferies)指出，今年首季度中聯重科(依靠提供信貸)銷售的機器中，有一半從未開動過。

對短期融資的需求也體現於正式放貸的構成。總體貸款需求並未下降，但重心已轉向短期借款。工業界正將短期資金用於滾轉債務和提供營運資本，而非生產性的投資。這種做法是不可持續的。

隨著利率降低、正式銀行體系的貸款更易於獲得，中國大宗商品套利交易的吸引力正在減弱。中國大宗商品需求的特殊性意味著，放鬆貨幣政策永遠不會是一個買入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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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旅游業能否走上新道路？

2011年，不丹的重山疊翠共接待了3400名徒步旅行者。每當夜晚來臨，這些人舒舒服服地燃起篝火抵禦喜馬拉雅山刺骨嚴寒的時候，恐怕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不知道，他們已經觸犯了當地的法律。

不丹法律規定，徒步者點篝火是違法行為。可是，多數旅游者對這一規定卻一無所知。每到晚上，他們都會歡歌笑語地圍坐在劈啪作響的篝火邊打發時光。這條18年前頒布的法律規定，高山地帶本就不多的木柴只得用於「當地人做飯、冬季取暖等生活用途」。

不丹對旅游業有很多諸如此類的限制。例如，法律規定，無論何時，只要是與游客在一起，導游就必須身著民族服裝。欺騙、誤導游客，與游客發生情感糾葛等行為也是違法的。

此外，法律還規定徒步旅行者必須在指定的13條線路內做出選擇，而且還對一些熱點徒步線路的游客數量進行了限制，並且規定除了指定的營地外，不允許在其他地方安營扎寨。

盡管一些旅游公司對此有所抱怨，但是，一直以來政府卻認為，嚴格的限制措施對於控制發展旅游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必要的，這一點關繫到社會各部門的利益。然而，近期，這一方針卻似乎有所松動。不丹當局已經出台計劃推動旅游業的發展。同時，他們還計劃在控制旅游業負面效應的同時，擴大游客數量。

不丹是世界知名旅游勝地。但是，來這里旅游的花費卻相當高昂。包括食宿、交通、導游在內，每天的開銷在200美元到250美元之間。

對於向游客提供的食品，政府也有規定：只能向游客提供歐式西餐， 還規定了早中晚三餐每餐必須供應的食品項目的最低數量。每餐至少有七種不同種類的食物。晚間的茶飲或咖啡可配以餅乾、三明治和點心、糕點等。

不丹有資格接待游客的賓館和度假村只有128家，一共能夠提供 5572個床位。然而，10%左右的游客是徒步愛好者，他們並不需要舒適的賓館。因此，不丹能夠接納的游客數量實際上要更多。

2011年，不丹的游客人數達到64000人次左右，比上一年的40800增加了56%，創下了歷史新高。1974年，不丹首次敞開國門，當年共接待了287名游客。到2008年不丹從君主制國家成功轉型為議會民主制國家之前，年游客量達到三萬人。政府在對待旅游業發展問題上的謹慎態度是導致游客數量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

「自從1974年旅游業放開以來，增加游客數量從來都不是我們最先考慮的問題。我們主要考慮的是如何使旅游業可持續的增長，」不丹旅游局發言人當卻仁增說。

政府在開放旅游業後成立了該國唯一的旅行社—— 不丹旅行社，承擔境內一切旅游相關服務。當時，不丹的私營部門還處於起步階段，因此，旅游業無法吸引大量的企業進入。到1991年，該國旅行社的數量也只有33家。



1999年情況發生了變化。政府放開了對旅行社的許可管理。這一措施大大地推動了該行業的發展。同年，不丹取消了對電視、互聯網的禁令，成為世界上最後一批引入電視的國家之一。

此後，政府逐漸採取了「走價不走量」的發展策略。當卻仁增解釋說，這一策略的目的就是為了吸引那些「具有責任感的游客」。他認為，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限制游客數量，而是為了尊重本國在環境、文化、安全、基礎設施等方面的經濟承載能力。記錄顯示，不丹旅游者當中絕大部分都是60歲以上、有著良好教育素養的游客，而且都是第一次來。

可持續發展是不丹旅游政策的核心。當卻仁增認為，旅游業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決不能超過經濟和人民的承受能力。不丹旅游業的發展模式是在對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國的模式和不丹農村人口的生活方式進行仔細研究後制定出來的。「我們希望在不影響高原地區游牧人口生活方式的情況下發展旅游業。這樣，他們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旅游業帶來的好處，」當卻仁增說。

環境保護在不丹的旅游政策中同樣占有重要地位，是奠定該國發展理念——「國民幸福指數」(GNH)的四大基石之一。不丹憲法規定，該國的森林覆蓋率永遠不得低於60%。將森林覆蓋率以憲法形式確立下來，這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不僅如此，政府還承諾將永遠堅持碳中和的方針。

正是因為這樣，今天不丹的旅游業才會以生態為重。令不丹引以為傲的是，該國境內生活著165多種動物、770多種鳥類。此外， 喜馬拉雅東部地區60%的特有物種以及300多種藥用植物都生長在這里。因此，很多旅游項目都以該國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為賣點，如觀賞黑頸鶴、羚牛、白腹鷺等瀕危物種的尋蹤之旅。

但政府對生態旅游的限制也不少。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不丹明令禁止登山運動。即便是今天，游客也只能走到山腳下的宿營地為止。雖然極限運動愛好者或許會對這項禁令心懷不滿，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才使不丹有著世界上最高的未被攀登過的山峰——7570公尺的乾卡本森峰。為什麼會有這項規定呢？當卻仁增的解釋是，不丹人民對於高山素來懷有無比的崇敬，因此，這項規定的背後有著深厚的環境和信仰方面的原因。

不丹當局對旅游業的這種審慎的發展策略對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為它犧牲了大量本來唾手可得的旅游收入。

雖然水利能源給不丹帶來了不少收益，但是，水電行業不能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而旅游業雖然受到種種限制，但是因為能夠直接增加就業。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旅游業都是這個國家的第二大產業，對當地經濟的貢獻甚至超過了水電行業。當地農戶、出租車司機、航空公司、旅行社、工藝品和紀念品商店、旅店老闆等等都從中獲益不少。

到去年為止，不丹國內旅行社的數量已經達741家，提供就業崗位8800多個。而這個70多萬人口的國家裡，因旅游業的發展而間接受益的人則更多。2011年，旅游業收入達4768萬美元(3.03億元人民幣)，創下了歷史新高，而其中1489萬美元(9476萬元人民幣)歸政府所有。從這點上而言，政府將旅游業看作是該國最具活力的產業之一也就不足為奇了。

所以，從經濟和就業層面考慮，政府希望到2013年游客數量至少達到每年10萬。政府相信該國已經做好擴大游客數量的充分準備，還放開了該領域外國直接投資的限制。不僅如此，政府還從2011年和2012年的預算中撥款100萬美元(640萬元人民幣)用於旅游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

然而，旅游經濟的蓬勃發展依然面臨著三大挑戰。其一，不丹的旅游資源具有季節性。春秋兩季是旅游旺季， 冬夏則是淡季。政府一直試圖將本國打造成一個全年旅游勝地，但收效甚微。

其二，不丹各地旅游資源分佈不均。旅游熱點地區大多集中於西部地區，而另外一些地區卻鮮有人光顧。政府目前正著力於基礎設施建設，以期能夠將各個地區獨具特色的旅游資源展現在世人面前，讓游客分散得更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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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濱海到前海

近日深圳前海備受關註，《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發開放有關政策的批復》裡面關於金融改革創新條款有8條，筆者認為盡管這8條幾乎都與資本項目有關，卻怎麼也無法看成是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試點。

近年來，中國已有多個地區提出或要求做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試點。2006年5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裡面提出「鼓勵天津濱海新區進行金融改革和創新。在金融企業、金融業務、金融市場和金融開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則上可安排在天津濱海新區先行先試。」。

於是，天津濱海開發區在2007年8月提出要開展「港股直通車」業務，這一業務帶有很強的資本項目可兌換試點性質。

然而，這一「先行先試」還未真正實行就被叫停。此後，上海市也多次表示要做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試點。今年春，溫州的金融改革方案也一度希望包括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試點，可國務院最後公佈的正式文件中也僅為「研究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探索建立規範便捷的直接投資渠道」，單從字面理解，連個人境外的證券投資都不包含在內。

當前中國的資本項目仍然處於高度管制狀態，確實如果誰能拿到試點資格，這無疑是一頓饕餮大餐。根據最近一位財經官員的說法：「中國資本項目中事實上可兌換的有16個子項，基本可兌換的有17個子項，部分可兌換的有7個子項，沒有完全不可兌換的項目。」。

單從這一表述看，中國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已經不小。而事實上，從構成國際資本流量上看，最主要的項目都是高度管制的，或者因為沒有明確的規定而在實踐中監管部門是按照不可兌換在管理。以直接投資項下的「外國來華直接投資」(FDI)為例，從中央到地方，開放度確實很大，整體上看，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限制領域遠遠少於多數發達國家，各地甚至還爭著給予超國民待遇，但是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資本金結匯方面，中國卻是高度管制的，無法直接在商業銀行結匯，超過一定額度的結匯要有實際的需求並且經外匯管理部門批準後才能結匯，因此單就這個項目來看，可兌換的程度並不高。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資本項目管制主要體現在三大方面：一是個人資本流出方面是高度管制的，當前有明確法律規定的僅有QDII；二是企業和金融機構從境外借款是高度管制，外商投資企業能夠借入的貸款以批準的投資總額與註冊資本之差(即所謂的投註差)為限，金融機構(包括內資和外資法人金融機構)從境外的融資以當局批準的額度為準，其他企業和機構基本上不能從境外借款；三是境外居民投資中國資產市場(包括資本市場和不動產)是個高度管制的，當前外資要投資中國股市只有QFII和B股兩個渠道，而非居民投資中國不動產方面在法律層面上應該是禁止的。



前面所提幾個金融改革試驗區，其熱衷試點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也主要想在這三大方面有所突破。也正因為是這樣的管制狀態，所以在今年2月份看到的央行調查統計司課題組發表的《中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基本成熟》中提出：短期安排(1～3年)，放鬆有真實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資管制，鼓勵企業「走出去」；中期安排(3～5年)，放鬆有真實貿易背景的商業信貸管制，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長期安排(5～10年)，加強金融市場建設，先開放流入後開放流出，依次審慎開放不動產、股票及債券交易，逐步以價格型管理替代數量型管制。

為何中央對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試點要求不予批準呢？這是因為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哪怕是一個具體子項目的可兌換，都往往會是全局性的，而不可能僅僅被限制在試點地區之內。這不像加工貿易保稅區，零關稅進口的商品會能夠僅僅通過物理隔離就被限定在特定的區域內。還以2007年8月濱海新區提出的「港股直通車」來說，如果這個「直通」」真的得以放行，不僅濱海新區的個人可以通過天津濱海新區內指定的銀行開戶投資於香港股市，全國各地的個人都可以去濱海新區的指定銀行辦理港股帳戶，企業也可以通過個人賬戶辦理。由此來看，這就不是區域試點的問題了，而是對全國人民都開放了。既然如此，這種試點就沒有意義，還不如乾脆直接對全國人民開放。

個人認為，只有以上所提的三大方面的管制基本放開，才能說中國基本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而要實現這三個方面的管制放開，則需要做好四個方面的準備：一是個人和家庭財產申報制度，二是利率市場化改革，三是對股票市場投資者保護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四是房地產市場調控制度的完善。

為什麼說個人和家庭產品申報制度是個人資本流出方面可自由兌換的前提？如果沒有個人和家庭財產申報制度，就無法確定個人要匯出的資本是否存在第三方的請求權。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如有一個準備「逃跑」的企業主通過民間借貸的方式籌集了大量資金存入自己的銀行賬戶，假定此時已經放開了個人資本流出限制，那麼他就可以通過官方申請匯出，此時只需要證明銀行賬戶上的錢屬於他本人或家庭所有，假如沒有個人和家庭財產申報制度，此時的證明只能是「自證」，即他本人給本人證明，這就等於沒有證明。就這樣，他就會通過正規的渠道堂而皇之的「跑掉」——那些借給他錢的人日後發現他已經逃跑，這些人必然向官方請求賠償，因為是官方批準其匯出。

事實上，當前無論個人還是企業對資本項目可兌換並沒有迫切的需求，因為他們多數資本項下的對外投資(包括直接投資，也包括證券投資和其他形式的投資)都能夠通過經常項下的資金轉移來實現。例如，一些投資港股和美股的個人，通過個人匯款、攜帶，或者借助企業對外貿易將收入截留海外等方式很容易將所需要的資金轉移到海外。一些企業也主要通過貿易方式將資金轉移海外，用於直接投資、證券投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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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可能棄用歐元

希臘議會第三大政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即泛希社運12日交還總統卡羅洛斯‧帕普利亞斯的授權，放棄組閣嘗試。

帕普利亞斯定於13日中午召集所有政黨領導人，以求就組閣達成一致。如果協商破裂，重新選舉勢在必行。

路透社報導，事實上，不少銀行早已暗中準備相應方案，以降低希臘一旦使用舊貨幣對銀行造成的沖擊。

總統嘗試協商組閣

在希臘議會選舉中得票率第三的泛希社運當天宣布，未能就組閣與其他政黨達成一致。

泛希社運領導人埃萬耶洛斯‧韋尼澤洛斯交還組閣授權，稱他所在黨派、新民主黨和民主左翼黨達成一致意見，但左翼激進聯盟黨態度強硬。

11日，左翼激進聯盟黨正式拒絕了泛希社運提出的全國團結政府構想。

先前，一些分析師說，泛希社運、新民主黨和民族左翼黨可以組成執政聯盟。不過，3個政黨一致認定，沒有左翼激進聯盟黨的支持，聯合政府在議會中將舉步維艱。

現在，得票率前三的新民主黨、左翼激進聯盟黨和泛希社運的組閣努力都已經失敗。總統帕普利亞斯定於13日中午召集所有政黨領導人，嘗試斡旋出一個聯合政府。這是希臘組閣的最後機會，如果失敗，議會選舉則於6月重新舉行。



左翼或成最大贏家

如果重新選舉，左翼激進聯盟黨或許將成為最大贏家。

在上次的議會選舉中，憑借對財政緊縮方案的抵觸立場，這一政黨擊敗泛希社運，成為議會第二大黨。新近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它的民眾支持率已經超過新民主黨，躍居所有黨派第一位。

截至12日，左翼激進聯盟黨的民眾支持率為25.5%，超過選舉時大約9個百分點；新民主黨支持率為21.7%；泛希社運排名第三，支持率為14.6%。

另外，左翼激進聯盟黨領導人亞歷克西斯‧齊普拉斯是選民心中總理的最佳人選，獲得19%的支持率。新民主黨領導人安東尼斯‧薩馬拉斯收獲14%的支持率，韋尼澤洛斯的支持率為11%。

希臘組閣一再失敗，主要緣於3大政黨就是否履行對國際出資人承諾并推行財政緊縮的立場不一致。

新民主黨和泛希社運主張繼續推行財政緊縮政策，以獲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聯盟的金融援助。左翼激進聯盟黨則認為，新政府必須取消緊縮，原因是一味削減公共開支使希臘喪失走出衰退的機會。

銀行業早有準備

希臘2000年6月獲歐洲聯盟首腦會議批準加入歐元區，使用歐元貨幣。如果退出歐元區，恢復使用原有貨幣德拉克馬是最可能選項。

與華爾街銀行業聯系密切的美國風險管理咨詢公司ICS顧問哈特穆特‧格羅斯曼告訴路透社記者，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后，銀行業就已經開始研究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

事實上，即使在希臘加入歐元區后，一些銀行也從沒有把德拉克馬剔出銀行外匯交易系統。一旦希臘重新使用舊貨幣，這些銀行在系統準備方面將少花些功夫，而是把更多精力用於希臘退出歐元區帶來的法律和其他技術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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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壞消息接踵，注意希臘連鎖效應，寬政策有望，對市場影響可能不小

政府的刺激政策對經濟增長到底有沒有效果，另當別論，時機也暫時未可知，不過政策風向似乎有改變的跡象，而此對市場的影響可能不小。

壞消息接踵，寬政策有望

天下大亂，是上周宏觀經濟形勢的寫照。希臘大選後，三大政黨均無能力組閣，崛起的左翼政黨更號稱要推倒緊縮方案，希臘破產與退出歐元區的風險再次驟增。西班牙打算拯救第三大銀行Bankia，市場憂慮銀行資產質量和政府償債能力，銀行股和西國債大幅下跌。美國的經濟數據弱過預期，JPMorgan爆出巨額交易虧損。中國工業生產增長急速下滑，出口不景。印度的工業生產更出現意外的萎縮。

花旗的宏觀意外指數中，世界七大地區中有六個，意外消息是負面的，與三個月之前七個地區全是正面的意外消息形成鮮明對照。人心浮動，資金流入避險天堂，美德國債上揚，美元強勢，股市下挫，石油走軟，商品價格低迷，黃金白銀亦在去槓桿中下調。

希臘危機正在迅速惡化中。希臘大選結果，將政治風險的載體由一個執政黨變成一群政黨和不少瘋狂的政客。希臘六月重新大選已基本成定局，但是估計政局可能一直動盪下去。更重要的是，在野黨通過「脫歐」言論，尋求選舉上的好處，希臘不獲部分救援金甚至退出歐元區的風險大增。如今的希臘問題，根本不僅是希臘的問題。希臘單欠歐洲央行就有1720億歐元，未到期國債超過1500億，希臘銀行又從LTRO計劃拆到734億。希臘一旦滑向「脫歐」，勢必牽連整個歐洲，甚至全球金融體系。針對希臘止步於緊縮計劃的言論，德國、歐盟和歐洲央行均厲聲呵斥，並扣押起部分救援資金。希臘局勢隨時可能加劇市場動盪，甚至帶來歐洲銀行業的連鎖反應。



最近兩週，不少國家的經濟政策決策層對財政緊縮、貨幣正常化的思路作出修正，對短期的增長動力更加關注。其思路是，如果短期的增長無法維持，就業、稅收均可能更加疲弱，直接影響結構性調整的空間，甚至導致社會動盪，令變革半途而廢。這種保持一定增長速度的思路，在歐洲已經抬頭，在美國也在醞釀中，在中國亦始見出招。政府的刺激政策對經濟增長到底有沒有效果，另當別論，時機也暫時未可知，不過政策風向似乎有改變的跡象，而此對市場的影響可能不小。

本週市場焦點，歐盟緊急會議。週一歐盟開會，討論希臘問題，以及放鬆(尤其是對西班牙)財政緊縮力度。週二，歐元區第一季度GDP初值，環比預計-0.2%/同比-0.2% vs -0.3%/0.7%。同日美國CPI，0.0%/核心CPI0.2% vs 0.3%/0.2%。週三歐洲四月CPI，1.0% vs 1.3%。週四日本第一季度GDP，3.5% vs -0.7%。同日美國四月領先指數，0.1% vs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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